人口贩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至少有四千年历史。被贩卖者，最早是罪犯、战俘、欠债的平民以及奴隶，他们因为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像商品一样卖来卖去。到了封建社会，买卖人口仍然很猖獗，屡禁不止。古代人口的贩卖分得很细，有的贩卖是国家允许的，遇到特殊的年代，甚至皇帝下诏支持。但对于国家不支持的贩卖，古代的打击力度也很大，贩卖者是杀头之罪的。
　　贩卖人口，在中国至少在夏朝就存在了。进行奴隶社会以来，奴隶的最方便来源，便是罪犯、战俘及欠债还不起的平民。而奴隶因为失去自由，形同商品，因此是可以买卖的。夏朝末朝的名相伊尹便是个奴隶出身，且是奴隶世家，因为他的父亲是个既能屠宰又善烹调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采桑养蚕的奴隶，他自己作为陪嫁的奴隶去了商地，可以说是“官卖”。伊尹是个奴隶也是个贤才，商汤“买”到了他可说是所“买”得人，帮助商汤打下了六百年天下；另一名贤相傅说，也是个奴隶，但傅说是个“自卖”型，因生活穷厄自卖自身去当劳工，《韩非子》一书说记载“傅说转鬻，舂于深岩以自给”，最后傅说被武丁访贤，辅佐武丁实现了“武丁中兴”；第三名贤相百里奚也是个奴隶，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有价格从市场里买回，所以被称为“五羖大夫”，为了怕引起楚成王的注意，秦穆公“贵物贱买”，买百里奚的价格，就是一个普通奴隶的价格。
　　周代时，出现了专门负责人口买卖的官员，称为“质人”。《周礼·地官》记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将“人民”与货物、牛马、兵器、车辇和奇珍异宝并列，成为交换的商品。当然这个“人民”并非平民，而是奴隶。奴隶成交后是需要开发票的，称为“质剂”。西汉初年闹灾荒，汉高祖刘邦公开下令可以买卖人口，“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当然，这个买卖人口是有序进行的，目的是为了活命。因为那个时期的灾荒已造成“人相食”，饥民饿死了一半。与其活活饿死，哪如被卖了有口饭吃保存性命。因为四川那个地方没有闹灾荒，所以很多人被卖到了四川。
　　东晋时期，买卖人口成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史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卷，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卷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一直到清朝，仍然有可以买卖人口的法律条文存在，雍正、乾隆年间，政府允许外省民人到贵州收买“穷民子女”，条件是必须通过“官媒”，地方官府在“卖身契”上加盖印章证明，且一次购买不超过四五人，“贵州经验”成功后，通过官媒买卖人口的法律又扩大到云南。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贩卖人口的合法化有两大特征，一是被卖人同意被卖，称为“和卖”或“自卖”，二是通过官媒，有国家正式的卖身契。卖身契和房契、地契一样，具有法律约束作用，被卖者或成为奴仆，或成为婢妾。古代的大家士族里，家里豢养的家奴与婢妾，大多是通过合法的买卖渠道而来的。
　　买卖人口，还分为“活卖”与“绝卖”。活卖也叫典卖，可以赎回的。因为生活困难，规定一定期限和条件，到时候再将卖出去的人口赎回来。比如典妻，丈夫把妻子典卖出去，等以后日子好了筹够钱再把老婆赎回来。另一种叫“绝卖”，也就是一次性交易，卖了就没有赎回的权利了。比如那些被卖到妓院里的娼妓，或终身为奴的人。想把他(她)再赎身，要花费超过当年数倍乃至几十倍的价格。杜十娘被李甲赎走，就属于这种情况。著名的梁红玉，也是韩世忠从妓院里赎出来的。

　　在古代六扇门是三法司衙门的别称，在《商子》中有记载：“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在不同的朝代，三法司衙门有不同的指代。
　　例如在汉朝时，指的是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等到了唐宋两朝时，指的都是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后来到了元代，三法司衙门指的就是大宗正府、刑部和宣政院，而明清两朝则指的是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历朝历代虽指代的机构不同，但都是些具有刑法效力的部门。
　　为什么三法司衙门不叫三扇门、四扇门或者五扇门而叫六扇门呢？并非是因为古代也崇尚六六大顺的意义，而是因为这六扇门的的确确指的就是衙门墙外的六扇大门。在古代，大门是极具重要性的，大门前面一般都有照邪驱鬼的照壁，门口大都放有凶狠的石狮子，两侧都有“八字墙”。所以古代的衙门为了展示其威严与地位，都设有六扇大门，这也就是六扇门的来历。
　　六扇门虽然在明代才广为人知，但实际上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六扇门的雏形。不过都是一些民间传说记载，说在唐代时君主就命令刑部建立“六扇门”秘密基地，专门挑选一些优质敏捷的少年，为除去绿林势力和各种豪强士族做准备。不过后来随着朝廷逐渐走上正轨，中央集权的加强，渐渐地这种秘密组织就被取缔了。
　　后来在宋代时，六扇门又得到恢复，六扇门中的人大都游走于江湖与朝廷两边，因为其做事的性质和手段，大都作为一个地下组织存在，颇有点我们现在所说的“黑社会组织”的意味。
　　等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六扇门才变得“正大光明”起来，虽然仍然属于秘密组织，但是属于朝廷之官，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威望和地位。在民间的流传之中，六扇门这一组织颇具神秘色彩，他们行事狠辣，手段残忍，专门负责一些牵扯多种人物关系的大案。
　　但实际上六扇门虽然在黑白两道都有行动，但在“白”的一边要遵守朝廷的规章制度，按照朝廷的法纪去做事。在“黑”的一边既然要接触江湖中人，那也要遵守江湖的规矩。要遵守两种不同的规则制度，六扇门想不顾一切地办事也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另一方面既有朝廷的支持，又有江湖中人的协助，六扇门中的人做事情还是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么一看，六扇门有点儿像连接朝廷与江湖的纽带。
　　六扇门虽行事凌厉，但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进门只允许东进西出，用于集中办理政务的官署外的门就是衙门的“门面担当”仪门，在平常的时候开着的时间不长，大多的时候都是关着的。而想要进入六扇门内仪门两侧的门中进来，因为古代的衙门大多都是坐北朝南，所以仪门的两侧的门就在仪门的东西两边。一般都是东方向的门进，西方向的门出，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靠右行走有异曲同工之妙。

　　阉割术的存在无疑为宦官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技术方面的前提，而阉割术的长盛不废，则是与宫刑及宦官制度的长期延续相辅相成的。
　　宫刑作为一种刑罚方式，大约出现于夏商时期。在奴隶制时代的所谓“五刑”之中，它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方式，所惩治的对象起初主要是男女之间的淫罪。
　　宫刑是基于维护夫权制婚姻制度的需要而出现的，并为适应最高统治者力图维护其家族血缘关系的纯正性需要而逐步完善。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巩固，皇宫禁苑之内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外加三千粉黛，真可谓是美女如云的花花世界。让那些年轻貌美、仪态万千的美人干粗活未免大煞风景，如果让男女混杂其间又难免会出现一些让皇帝头痛之事，于是被阉割的宦官大量进入宫廷，宫刑的施行范围也渐渐扩大到淫罪之外的各类罪犯。西汉景帝时规定：“死罪欲腐者许之”，即允许以宫刑代替死刑。由此，宫刑的性质由单纯的淫罪之刑逐渐演变为减死之刑与免死之刑。
　　这种变化一方面大大扩充了宫刑阉割对象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早期宦官皆由罪犯充任的局面，进而对宦官队伍的人员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司马迁因替罪臣李陵辩护，依律罪当斩首，后以受宫刑免死。
　　古代宫刑的对象也往往并不限于罪犯本人。死刑重犯，尤其是所谓“大逆不道”的灭族重罪，通常会牵连到子孙。此类宫刑的目的是为了使死刑罪犯断子绝孙，其性质乃是一种间接的“灭族”。明代有名的大太监怀恩就是因叔父犯罪，家族受到牵连，被处以宫刑而入宫为宦官的。清代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曾颁发律令：“嗣后逆案律应拟凌迟之犯，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照乾隆五十四年之例，解交内务府阉割”；其年在十岁以下暂时监禁，“年届十一岁时，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可见，迟至明、清时代仍有将凌迟罪犯子孙阉割为奴的惯例。
　　古代的宫刑既是一种刑罚方式，那么其执行自然有专门的机构施掌。史载，战国时期的秦国有所谓的“主腐者吏”；汉代“少府若卢狱有蚕室”，此即专门施行宫刑的场所。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朝廷中，有许多专掌宫刑的“阉工”，北宋攻灭南汉时，曾斩杀阉工五百余人。清代掌管阉割事务的官府机构，是内务府下属的慎刑司。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明、清时期的北京还曾出现过承包官府阉割事务的民间机构。

　　1、嬴胡亥
　　作为中国封建皇权历史上第一个篡位者，嬴胡亥并未给人留下老谋深算富于心计的印象，除了一颗勃勃野心之外，他似乎一无是处。也许这唯一和其父皇相同的一点，让他得到了始皇帝的欢心，得以随侍左右，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篡位良机。这是嬴胡亥本人的大幸运，也是他的兄长嬴扶苏的大不幸，更是两千万秦朝人民的大悲剧。作为败家子的典型，他和他千古一帝的父皇携手诠释了什么叫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赢胡亥唯一的作为就是：他以家国灭亡的代价维持了三大世界建筑奇迹的施工，为自己也为大秦帝国锻造了不可磨灭的碑石——一面刻着秦颂，一面刻着墓志铭。
　　2、王莽
　　作为西汉皇室外戚，承汉朝外戚掌权的传统，他从外戚逐渐走上权臣的道路。王莽为人谦逊，礼贤下士，并且有大义灭亲的品德，因此一步步地从一个普通的外威子弟上升为权臣家族的掌门人，最终凭借极高的美誉度，以不流血宫廷政变的形式，成为中国封建皇权时代第二个帝位篡夺者。王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的新政权只存在了14年，之所以如此短命，主要归功于他那大胆而又失败的改革。按照成王败寇的原则，王莽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伪君子”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如果王莽在他篡位之前死去，恐怕会成为良相贤臣的楷模也说不定，八百年后，一个叫白居易的诗人就为此感叹说：“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3、曹丕
　　作为东汉皇室外戚，曹丕继承了父亲曹操的家业，成为东汉末代权臣。由于遗传的缘故，曹子桓在文学上略有知名度，不过他最有名的地方却是因为妒忌弟弟曹植而留下逼成七步诗的花絮。曹丕缺乏王莽的美誉度，但作为东汉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取代终身傀儡汉献帝也是顺理成章。作为第三个皇位篡夺者，曹丕继承发扬了王莽不流血政变的改朝换代方式，不过曹丕似乎比王莽更应受到责难，因为他的受害者汉献帝已是成人，在心理上受到的伤害肯定远远超过不懂事的两岁儿童孺子婴。幸运的是，其父曹操代他分担了大部分恶名，以致曹丕在道德方面受到的指责远远少于“伪君子”王莽，充其量只能赢得“真小人”的声誉。
　　4、司马炎
　　年轻的司马炎在篡位方面缺乏新意，作为曹魏司马氏权臣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他理直气壮地重演了前代主君曹丕的旧戏，但是，这个成就大部分要归功于他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和父亲司马昭，司马炎自己的成就是三国归晋。中国封建皇权时代第三位统一者的名誉，远比第四个篡位者要好听得多。然而不幸的是，司马炎时代的古汉族已经演变到了腐朽衰落期，他本人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了腐化堕落者的典型，在他把他的国家和子民近乎天意地委托给弱智的太子司马衷之后，古汉族的末日审判无可挽回地加速降临了。
　　5、刘裕
　　在古汉族衰亡期的几个篡位者中，篡夺东晋的刘裕得以入选是有充分理由的。与王莽、曹丕和司马炎这几位前辈不同，刘裕并非出身于豪门，相反，他的出身很低贱，他的权势和地位完全由他自己一手建立，没有任何老本可吃。刘裕也是自汉高祖刘邦以后，第一个出身庶民的皇帝。刘裕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由军界进入政界继而登上权力巅峰的发家史，对后世掌握军权的野心家具有不可估量的榜样效应和示范作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仅隔了五十九年，刘裕建立的宋王朝就被一个名叫萧道成的武将所篡夺。在其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甚至更漫长的岁月，中国的大多数政权更替按照刘裕制订的规则演进。需要对刘裕作出严厉谴责的是，这个武夫出身的皇帝开创了流血政变的先河，在他之后，篡夺者在剥夺受害者的皇位之余顺带剥夺其生存权，成为“刘裕法则”一个必不可少的附件。

　　从公元4世纪到13世纪，这千年间，中国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
　　第一次大规模北人南迁，发生在东西晋之交。
　　司马晋“乳糜血”，五胡入主中原。司马家的后代子孙，渡过长江，跑到南京“复国”。随着汉族政权南迁，北方汉人不甘受异族政权压迫，也纷纷南下移居。从此，偏安江南，就成为汉族弱王朝的常见历史景观。而南迁亦为南扩，江南朝廷，不止于传统“扬、荆”二州，“江、湘、广诸州”，也“赖以得全”。“南国”涵盖了湖南、广东等东南沿海。
　　对此，史书《隋书》记载得很清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
　　也就是说，自汉民族丧失中原，跑到南方的北方汉人越来越多，他们到了南方，保留了很多北方汉人的习惯，和土著的南方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南方汉族朝廷，则对北方移民一般采取善待的安抚政策。这一方面表明他们收复失地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当时“北人南渡”是“华夏南国”的重要组成。史料记载，仅“五胡乱华”这次，“北人南渡”人口即90万，占当时540万江南人口的六分之一。
　　第二次北人南迁发生在“靖康之变”。
　　随着赵宋政权的南移，北宋汴京皇族、贵族、官僚、富商、平民也纷纷追随，“威盛、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南迁人数超过200万。
　　第三次北人南迁发生在元灭金期间。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与宋金交战频繁，当时，虽然中原已被女真金国控制，但那里依然生活着不少北方汉人。蒙古铁骑在中国北方攻城掠地，烧杀抢掠。他们每攻占一城一地，即大开杀戒，还掳掠人口和牲畜财产。于是，北人闻风南逃，南宋小朝廷再次得到“人口红利”的补给。
　　大量的南渡北人，不仅带给南方“人口红利”，而且还带去了“文明软黄金”——将华夏原生“黄河文明”带往江淮。长江流域就此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华夏文明新中心。由是，中原移民和原属东南“楚人”、西南“川人”一起，组成“新南人”。这些“新南人”成为“华夏南国”中流砥柱。南国汉族皇帝正是倚仗这些人，组成了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譬如“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都是南下的北人。岳飞是河南人，韩世忠、刘光世是陕西人，张俊是甘肃人。他们和南方将士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

　　多子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有福气的象征，在民间，子孙满堂、多子多福是人们最朴素的愿望，但这到了明争暗斗的第一家庭，却往往成了血雨腥风的来源。一切只是因为，皇帝的宝座只有一个，在这些兄弟中，最终只有一个人可以登上权力的巅峰，皇帝的儿子自是再多也不愁养，但愁的是怎么选出这唯一的继承人。为此兄弟手足之间往往争个你死我活，更有甚者，为早登大位时时期盼乃至下手让亲爹早死。
　　在历史上，很多皇帝为此甚至不得不防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党”其实是个很可怕的词汇，当太子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但当太子也有当太子的难处，拉点儿亲信在身边吧，老爹若是起疑自己就倒霉了；独自清高吧，周围有多少人盯着你的皇储之位，怎能睡得安稳？
　　古代中国的封建皇权，特征就是“家天下”，天下尽归皇家，理想的状态就是千秋万代代代流传，所以，对于皇家来说，当然是人马越多越好，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只是皇帝正规媳妇的数量，实际整个皇宫跟自己没有血缘没有伦理纠葛的女人，理论上都是皇帝的女人，都可以为皇帝生孩子。
　　所以，古代皇帝一般都有大量儿子。据传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其中99个亲儿子，另加上1个义子，这当然只是传说，真实性有待考察。不过，有据可查的，比如康熙皇帝，老爷子活了快70岁，生了35个儿子，活到成年的有24个，这还只是儿子，他还生了20个格格，一共55个儿女。
　　再往前，历史上最风流浪漫的唐玄宗李隆基，有30个儿子、29个女儿。李隆基的突出之处在于，虽然儿子数量在历代皇帝中不是最多的，但他却可以做到杀儿子不眨眼，杨玉环成为寿王妃的两年之后，唐玄宗为了家长里短儿的事，一天里就杀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个亲儿子。
　　李隆基的爷爷李世民也有14个儿子，21个公主；陈朝第四位皇帝陈宣帝陈顼光儿子就有42位；宋徽宗有儿女65位，其中31个是皇子。
　　所以，以现代的眼光看，每个皇帝都有一支超生禁卫军，不过，与超生游击队不同，皇帝狂生孩子不仅合理合法，而且事实上这也是当皇帝的重要任务之一。反正不存在养不起的问题。儿子多，是皇帝成功的一面，如果皇帝体弱短寿，子嗣少，往往被视为江山社稷不幸。

　　魏太武帝
　　1、盖吴在陕西杏城领导农民起义军反抗北魏统治，规模达十万之众，魏太武帝在领兵讨伐起义军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寺庙与起义军有联系，竟然帮起义军藏着兵器，这自然不能被帝王所容忍；
　　2、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的推崇，魏太武帝从信仰上就偏向道教；
　　3、鲜卑贵族信仰佛教，宰相崔浩为了实现用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就想要通过灭佛削弱贵族。
　　北周武帝
　　1、当时的朝廷连年征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金钱。此次灭佛，共有300万左右的僧人还俗，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可见佛教规模之大；
　　2、当时的佛教徒早已经丧失了对佛的虔诚，整日里游走于王公贵族间，借助各种咒术、仪式来显现“神迹”，谋取私利；
　　3、佛教徒享有特权，不用缴纳赋税。当时，发生了灾荒，可僧侣却不救济灾民，反而通过信徒渴求神灵庇佑的愿望，趁机暗示他们捐赠财物，还吞并了大量田地。
　　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说：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1、佛教徒本身行为不端：唐朝时期，佛教昌盛，还享有各种特权，包括不纳税、分配土地的政策。那些僧人借助这一政策，大肆扩张、侵占土地。地主为了逃税，也修建寺庙，和和尚联合起来，用佛的名义压制百姓。和尚为了赚钱，还发展出借高利贷、有偿收容孤儿、末法时代提供庇护等等形式，有钱了，也不交税，很多人甚至不做善事，买些婢女来享受生活。
　　2、唐武宗信奉道教。
　　3、为了财政考虑：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后周世宗
　　1、佛教徒不缴纳赋税，不提供生产，周世宗天然不喜欢这个宗教。
　　2、为了加强皇权对宗教的统治，彰显威严。
　　3、为了钱：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总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

　　历史上有近三百位武状元，按理说他们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但考中状元后，其人生经历往往令人唏嘘。郑冠，唐朝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文武双科状元，可谓文武全才式的人物，只做了个户部郎中，既无德行、功勋传世，也无一言半语示人，只知其书法不错，但也并非大家；朱虎臣，南宋孝宗时代人，九岁就当了武状元，射十箭有九箭射中目标，并精通《孙子兵法》《诸葛八阵图》等兵书战策，可谓神童，但这个神童只当了个承信郎，武臣官阶五十三阶，第五十二阶为承信郎，可见并未受到重用，这位史上最年轻的武状元，再无先进事迹传世。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的李遵顼，他是西夏皇室，却参加了武举考试，并获得了状元。史称李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有两下子，这位西夏的武状元，后来当了皇帝，就是西夏国第八位皇帝神宗皇帝。李遵顼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状元皇帝，却并不是一个能治理好国家的好皇帝，在他治理下的西夏附蒙攻金，民不聊生，到他孙子这一辈就亡了国。
　　元朝因为是蒙古人统治，不设武举。明朝时重设武举，声名最大的武状元当属许泰，整个大明近三百年，有资料可查的武状元共有52名，许泰是考取武状元后最受重用、官职最高的一个，他被明孝宗朱佑樘收为义子，赐姓朱，官封左都督、安边伯，正一品大员。许泰也曾在平定农民起义中立下战功，但他为人心胸狭窄，嫉妒王阳明，排挤王阳明，夺取王阳明战功，最终被弹劾当死，最后虽未被处斩，但死在发配戍所，未得善终。
　　乾隆朝还有一位武状元，是近三百位武状元中的佼佼者，他名叫马全，第一次参加武举考试，中了探花，后改名又一次参加武举，中了状元，成为史上科举考试中的奇葩。乾隆帝并没有怪他假名之罪，先是重用他为“头等侍卫”，后又提拔他为江西南昌镇总兵、江苏苏松镇总兵、江南提督、甘肃提督、四川提督等职，后在参加平叛中马革裹尸，英勇牺牲。马全因此成为武状元中与郭子仪一样受到重用且立有重大军功的人。
　　值得一提的清朝皇帝光绪帝，是位非常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时开设武举，产生了宋鸿图、佟在棠、黄培松、杨廷弼、宋占魁、李梦说、张宪周、卞赓、张鸿翥、武国栋、张三甲等十数位武状元，可谓“武星璀璨”，可惜这些武状元并未为他所重用，末代武状元张三甲考取状元当年回家省亲，未来得及报效国家，就因病而亡，令人不胜唏嘘。

　　中国历史上其实有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当时的皇帝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被称为“三武一宗”。
　　三武一宗灭佛，主要有三个原因，根本原因是佛教与封建统治发生冲突矛盾，间接原因则是道教和儒家的抵制。
　　第一，当时佛教急剧发展，甚至过滥、失控，僧尼数量玉石俱增，寺院经济膨胀，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兵源、役源和财源，一些君主因此忍无可忍，对佛教采取措施。
　　原始佛教本是不聚财物，乞食为生。但是在发展中佛教却变成了一个十分富有的宗教，佛教寺院大理积聚财富，占有土地，穷极奢华。南北朝时期有一本著作叫《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时期洛阳各寺院的奢靡华丽，古人说：“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富贵;不读《伽蓝记》，不知佛浪费。”
　　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却并不纳税，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佛教僧侣不用服徭役，因此很多青壮年为避徭役，出家为僧为尼，这也在危害着政权的统治基础。
　　中国有句古话叫“饱暖思淫欲”，当时的僧侣们在占有大量财富的情况下，自然会做很多违反佛教戒律与法律的事情。比如北魏太武帝在平内乱时，发现长安一些寺院藏有武器、酿酒器具，甚至私匿妇女，怀疑他们与内乱有关，于是下诏禁止佛教。
　　第二，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必然和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产生竞争。所谓同行间的仇恨是赤裸裸的，几次灭佛运动背后都有道教的身影。
　　佛教和道教是一对欢喜冤家，他们相互影响，又相互攻击。道教说，我们的老子西出函谷关，去了天竺，教化佛陀，才有了佛教，所以佛教是道教的徒弟。佛教说，释迦牟尼的弟子摩诃迦叶来到东土，投生为老子，所以道教得管佛教叫师父。
　　佛教和道教明争暗斗不断，三武全都信道。比如太武帝以嵩山道士寇谦之为国师，唐武宗崇信道士赵归贞、刘玄静等。三武灭佛，背后都有道教的支持。
　　第三，佛教的教义与中国的儒家传统思想发生激烈冲突与对立，儒家一向有排佛的立场，很多有识之士强烈地反对佛教。
　　佛教僧侣要剃发。儒家一向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毁伤。在当时，只有蛮夷才剃发。比如先秦时代说吴越人“断发文身”，认为他们是蛮夷，而非华夏。
　　僧侣出家后不侍奉父母，不能结婚生子。儒家认为，侍奉父母，是每个人的义务。不侍奉父母，就是不孝，这是儒家无法容忍的。儒家还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不结婚生子，会导致祖先无人祭祀，无法享受香火，儒家认为这是最不孝的行为了。
　　僧侣不礼敬皇帝。佛教认为，僧侣是化外之人，不受皇帝管辖，只应该礼拜佛祖，不应该礼拜人间的皇帝。比如名僧慧远曾经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阐述僧人不应该礼敬皇帝的道理。而儒家讲究君臣之道，显然无法容忍佛教的这种行为。
　　因此，很多儒家人士都反对佛教，最有名的是韩愈，他主张要让僧尼全部还俗。因此三武一宗灭佛，能够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依据。

　　中国历史上汉朝和唐朝是比较强盛的两个朝代，素有“强汉盛唐”的称呼。两个朝代政治制度对比，到底孰优孰劣？一般简单的总结如下：
　　汉随秦制，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负责行政事务，实权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做大的可能，有时可能会威胁到皇权。直到汉武帝时，设置内朝架空丞相，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丞相职权过大的问题。
　　唐朝则继承隋朝的制度，实行三省六部制，将中央大权划分到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长官均为宰相，这样平分了相权，又相互牵制，避免了大权的集中。就中央政府的设置来说，唐朝更加趋于合理。
　　汉朝在地方实行郡县制，郡县分级治理，拥有较大的自主的权利。唐代加强中央集权，地方长官缺乏自主权利，往往受制于唐王朝派去的持节巡查官员，这些官员后来发展为尾大不掉的节度使，为后期的割据埋下了隐患。所以说在地方制度上唐王朝不如汉朝。
　　在选人用人方面，汉朝实行的主要是察举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容易被名门望族把持，使出身贫寒的人很难有出头的时日。唐朝在选人中依然延续了隋朝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打破了世家门阀的垄断，给了寒门子弟以出路，也可以更加全面的选拔人才。在这点上唐朝的科举制度是有很大进步的。
　　两个王朝都存在一个致命问题，汉朝到了东汉时代和唐朝的中后期，都出现了严重的“宦官专权”，同时东汉还有“外戚干政”，唐朝有“藩镇割据”最终都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下面就来详细分析介绍一下。
　　汉代中央政府采用三公九卿制。西汉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和司空。而唐朝采用三省六部制取代了三公九卿制。
　　制度既然改变了，就必然有变的必要。表面上看，六部和九卿没区别。九卿是各部门部长，六部尚书也是。但九卿有一个问题，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不分。举个例子，太仆，掌管的是皇帝的舆马和马政。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个弼马温。但这是九卿之一。这当然就有改的必要，在三省六部制下，国家事务归六部，皇家事务归寺监。太常寺负责祭祀、光禄寺负责宴会、卫尉寺负责器械、宗正寺负责宗室、殿中省个内侍省负责皇帝的饮食起居。而六部则成为了纯粹的行政部门。
　　三公有个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行政、军事、监察分别被三公掌握，三公各自独立开府办公。如果遇上国家大事，则三公开会议出一个方案拿给皇上。皇帝需要干什么呢？听汇报，做决定，如此而已。当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强势皇帝登场后，这种制度就必然会被破坏了。尚书本来是宫中管生活的职位，汉武帝从朝中选调能臣担任尚书，又命大司马卫青领尚书事，结果尚书就成了决策机构，相府反而靠边站了。汉光武帝成立尚书台，尚书成了正式机构。曹魏黄初三年，尚书台搬出宫。大约在晋时，改名尚书省。
　　但是三公被挤走了，尚书省却成了皇权威胁，于是汉宣帝又开始扶植中书。同样，中书在晋成了中书省。但中书再度重蹈覆辙，于是为了遏制中书，门下出现了。
　　这就是三省的来历，可以看到，三省的出现就是为了遏制权力。但三省又往往成为新的皇权威胁者，如此下去，不知道要出现多少个省。于是隋唐决定让三省互相制衡，相互掣肘，就不必担心一家独大了。
　　中书省负责起草法令，而法令能否实行却要看门下省的复核。如果没有门下的副署，即使是皇帝的诏书也没有法律效力。门下省甚至还有把原件打回去的权力，叫“封驳”。
　　中书省和门下省既然有这种制衡关系，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封驳，就有了两省开会的政事堂会议。政事堂后来有了一个更加响亮的新名字，叫中书门下。
　　尚书省负责执行，其长官是尚书令。但因为唐太宗担任过尚书令，所以这个职务就没人能当了，尚书省的两位副长官左右仆射就成了最高领导。左右仆射看上去地位高，但如果没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进而获得参加政事堂会议的资格，就连宰相也算不上。而很多比左右仆射地位低的官员，一旦获得了这个头衔，就也是宰相了。
　　至此，相信大家也能看出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的改变了。两种制度都进行了相权的分割，但三公九卿是三权并列，互相不制衡，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不分离。而三省六部则是相权相互制衡。尚书省有行政权无决策权、中书省有决策权无批准权、门下省有批准权无执行权。可以说是各有优劣，没有谁好谁坏，唐朝只是在隋朝的制度上进步了一点。比汉朝稍微好一点控制力。皇权更加牢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