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价：

　　司马迁：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班固：“骠骑冠军，飚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祈连。”

　　曹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

　　曹植：“昔汉武为霍去病治第，辞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

　　赵云：“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

　　王朗：“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

　　虞羲：“拥旄为大将，汗马出长城。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凉秋八九月，铁骑入幽并。飞狐白日晚，瀚海愁云生。羽书时断绝，刁斗昼夜惊。乘墉挥宝剑，蔽日引高旌。云屯七萃士，鱼丽六郡兵。哀笳关下听，玉笛陇头鸣。骨都先自摄，日遂次亡精。玉门罢斥堠，甲第始修营。位登万庾积，功立百行成。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未穷激楚乐，已见高台倾。”

　　司马贞：“票姚继踵，再静边方。”

　　独孤及：“汉兴，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一名不尽其善，乃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之谥。”

　　《李卫公问对》：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乎！”

　　何去非：“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苏洵：“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勣，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

　　李惟清：“臣闻汉有卫青、霍去病，唐有郭子仪、李晟，西北望而畏之。”

　　黄震：“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陈元靓：“暗合孙吴，时称卫霍。殄灭群丑，肃清沙漠。意气峥嵘，功名熏灼。民到于今，叹其雄畧。”

　　丘濬：“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汉霍去病、唐张巡、宋岳飞而已，皆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世，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谱设为之法尔，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兵法亦犹是焉。”

　　王世贞：“余尝怪汉武帝时，下朝鲜，埽滇越，席卷瓯、闽、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其最难者匈奴耳，而大将军、骠骑将军以轻骑绝大漠，数得志焉。此岂尽出天幸，不至乏绝哉？而太史公传，自卤获封户外，略而不具载。意其人以文章高天下，怏怏奇数，不欲令武士见长耳。及读至帝欲以孙、吴兵法教骠骑，不肯受，曰：‘不至学古兵法，顾方略何如。’夫然后而知骠骑将军、大将军之微也。彼故长于技而短于法，即不尽出天幸，于后世何所见焉。”

　　黄道周：“骠骑将军，名曰去病。出塞远征，常缴天幸。浑邪欲降，众尚未应。去病往迎，执回成命。欲亡斩之，请王入境。上教学兵，方略自胜。上为治家，志在平定。未将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饥，是其一病。”

　　王夫之：“武帝所遣度绝幕、斩名王、横驰塞北者，卫青、霍去病、李广、程不识、苏建、公孙敖之流，皆拔起寒微，目未睹孙、吴之书，耳未闻金鼓之节，乃以用其方新之气，而威行乎朔漠。”

　　李继白：“无敌之将于古能得数人焉，汉则霍去病，三国则赵云、马超，苻秦则邓羌、张蚝。”

　　蔡东藩：“卫青之屡次立功，具有天幸，而霍去病亦如之。六师无功，去病独能战捷，枭虏侯，擒虏目，斩虏首至二千余级，虽曰人事，岂非天命！汉武诸将，首推卫霍，一舅一甥，其出身相同，其立功又同，亦汉史中之一奇也。”

　　钱穆：“亦会其时汉多人才，大将最著者莫如霍去病。……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故唐人诗“借问汉将谁？恐是霍票姚”，独数其人，非虚也。……史公于霍去病虽了了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

　　陈梧桐：“霍去病是汉武帝亲自培养、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霍去病的宠信，似乎超过了所有的大臣。这其中固然不乏裙带关系和私人感情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霍去病具有一种强烈的忠君报国精神和奋发有为的气势。……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去病正是因为具有为国忘家的高尚品格，才能够屡建奇功。”

　　夏朝末年，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孔甲下传四世，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履癸（桀）继位。

　　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

　　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夏朝中期，契的六世孙王亥通过进行商业贸易，使商的势力逐步强盛起来。

　　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灭夏后，返回亳都，以“商”作为国号，建立商朝。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他在成商部族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

　　商汤为了准备灭夏，在夏桀十五年，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35里）。汤在亳这里营建新国都、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为灭夏之战创造有利条件。汤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

　　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

　　商汤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时商的力量虽已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夏。夏桀出于猜忌将商汤召来并囚之于夏台。汤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

　　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先灭掉了此时仍然听从夏王指挥的个别方国部落。《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

　　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时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防备，“桀亡待汤之备”。因此，当商汤的军队到来时，“未接刃而桀走”。夏军逃至鸣条（山西夏县之西），一战被商军击溃，夏桀逃奔南巢而死。

　　灭夏后，汤回师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三十五里）。“汤乃践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汤完成灭夏重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

　　汤是传说中部族首领帝喾之子契的十四世孙。又名天乙、唐、太乙等。是夏朝末年商族的首领，统治中心在毫地（今商丘）。汤施行仁政，很得百姓拥戴，经常有周围的小国慕名前来归附。随着势力的日益壮大，商南夏的属国变成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当时，夏的统治风雨飘摇。统治者夏桀骄侈淫逸，对百姓进行残酷的盘剥和压榨。民间怨声载道。商汤的崛起成了必然。

　　孔甲下传四世，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履癸（桀）继位。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夏朝中期，契的六世孙王亥通过进行商业贸易，使商的势力逐步强盛起来。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灭夏后，返回亳都，以“商”作为国号，建立商朝。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

　　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他在成商部族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商汤为了准备灭夏，在夏桀十五年，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35里）。汤在亳这里营建新国都、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为灭夏之战创造有利条件。

　　汤先是停止向朝廷纳贡进行试探，当夏桀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汤时，汤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的传来，汤再次停止纳贡。这次，九夷之师不起，夏桀的指挥失灵了。汤见时机成熟，果断下令起兵。他先是灭掉了商附近的夏属国葛国，接着又发动战争，剪除了夏的三个重要同盟周豕韦、顾、昆吾，使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接着，汤率领战车七十辆、敢死队六千人，联合各方的军队，以迂回之术绕道至夏都以西，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同商的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决战。商汤军队奋勇作战，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率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南），不久病死。夏朝灭亡。汤回师商都，召开了盛大的诸侯集会，在三千诸侯的拥护下，成为了商代的第一位君王。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奴隶制王朝——商建立了起来。商朝开国，以宽治民，国力日益强大。

　　《诗经》颂篇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句，即反映了商汤时的盛况。商汤在位三十年，死后谥称成汤，其子孙中的一支以谥号命氏，成为汤氏。

　　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盘庚迁殷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作者认为,公元前十四世纪黄河河患的加剧,以及由于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才是盘庚迁都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任何民族的生存都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社会的发展越是处于早期阶段,人们对于大自然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古代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盘庚迁殷就与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直接联系。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迫使盘庚迁都

　　在中国古代,定都和迁都都是国家大事,为了稳定政权,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保持都城的稳定。但也有许多王朝曾迁移都城,以适应生态环境的改变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商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盘庚迁殷之前,商王朝都城曾屡次迁徙,历来有“前八后五”之说。在商朝建立以前的“先公”时代,自契到汤,就曾八次迁移都城:第一次,契自商(今河南商丘)迁居蕃(今山东曹县);第二次,昭明迁到砒石(今河北隆尧、宁晋、柏乡一带);第三次,昭明再迁到商;第四次,相土迁到泰山下;第五次,相土又迁回商;第六次,上甲微迁到殷(一说邺)(今河南安阳);第七次,孔甲复归于商;第八次,汤迁到毫(今河南堰师)。

　　八次迁徙之地都不出河南、山东、河北地域,而建都在商的时间最久。汤灭夏建商之后,前十王均以毫为都城。到商朝中期,又五次迁都,即所谓的“后五”:仲丁迁嚣(今河南荣阳东北);河宜甲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从盘庚迁都到殷,一直到商朝最后一个王帝辛(封王),历时273年,商朝均定都于此。

　　综观历代都城变迁,影响定都和迁都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将都城建在经济发达、物产富庶的地区,有利于保障和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资供应。二是地理条件。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都,有利于防御外来攻击,保卫王朝的安全;在交通发达的地方建都,有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和财富的聚集。三是政治形势。

　　强盛的王朝,一般将都城建在拓疆开土的前线附近或外来威胁来自的方向,以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政治军事事务;而衰弱的王朝,则一般把都城建在远离威胁的后方,以便苟延残喘,维系统治。另外,有些统治者为了摆脱旧势力的牵制,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曾有迁都举措。商朝中期盘庚迁殷,除以上几个因素的影响以外,其主要原因,则是气候无常,黄河水泛滥,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恶化,迫使盘庚不得不考虑迁移都城。

　　盘庚迁殷以前,商朝的都城在山东的曲阜,该地位于黄河下游东南岸,时常受到黄河水患的影响。据《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殷之前,针对民众的不理解,曾耐心做了这样的解释:“古我前后,阁不惟民之承保,后青感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枚作,视民利用迁。”「`〕大意是说,古代我们的先王都是保护民众的,很少有逆天而动的。当我朝遭到大灾大难时,先王心中不安。我体会先王神意,想按照先王的办法,根据民众的利益而迁都。

　　这里的“大灾大难”指的是黄河泛滥给社会、国家和百姓所带来的灾难。盘庚警告说:“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阁后,汝何生在上。’心月大意是说,你们大家如果不从长远考虑以摆脱灾难,那你们只能自作自受。如不迁徙,那就只有今日没有明天了,你们将无法生存下去了。上述资料说明,盘庚迁殷是因为商人遭到了灾难,要想求得生存,必须避害趋利。

　　《尚书·盘庚》还记载:“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联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阁有定极。”川盘庚指出,商朝先王为了光大商人的事业,曾迁到山地以避灾害。现在民众遭遇大灾大难,“荡析离居,阁有定极”,过不了安定的日子。对于造成民众“荡析离居,阁有定极”的所谓“大虐”,后世东晋梅颐在《孔传古文尚书》解释说,“水泉沉溺,故荡析离居,无安定之极,徙以为至极。”川汉代张霸在《书序》中说,“祖乙纪于耿”[5〕,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说:“河水所毁曰纪’心习。

　　从《尚书·盘庚》的记载及后世对此记载的设释来看,盘庚迁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黄河水泛滥,严重破坏了商人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在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根据文献资料记载,从远古到20世纪中叶约300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多达1500余次,平均两年就决口一次。在商朝,黄河决口造成河口两岸的人们失去土地和家园,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威胁到商王朝统治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另外,盘庚统治时期,商王朝的社会矛盾也日趋激化。奴隶主贵族占据着大量土地,但他们只知奢侈享乐,完全不管民众死活,广大民众厌倦生产,大量逃亡或消极怠工,大片土地荒芜,土质变坏。生态环境的恶化,使民众的生产、生活、居住等条件严重恶化,导致在当时频繁发生的水灾(包括久雨积水和河水泛滥)面前逐渐丧失了起码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果再不迁徙,继续在原来的地方进行统治,那就有可能造成社会混乱,最终导致国家走向灭亡。

　　社会矛盾影响到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严峻的客观现实,迫使盘庚不得不考虑迁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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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殷地生态环境优越,具备定都的条件

　　“自盘庚迁殷,至纷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71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盘庚所迁新都所在地殷,确有比旧都奄更为优越的生态环境,更有利于商人的生存与发展。殷地客观生态环境的优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地理位置优越。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殷“左孟门而右漳涤,前带河,后被山。”困《魏都赋》又说,殷墟“南瞻淇澳,北临漳涤。川9〕殷地西依太行山,东近黄河。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录可以看出,当时的黄河距殷墟只有五十华里,而北面的漳水、淦水距殷地也不超过四、五十华里。甲骨文中常见的沮水、滴水等河流,则在殷地南部流过。殷地西依太行山,东有黄河,南有渲水、滴水流过,北有漳水、淡水环绕。在远古时代,以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托,可以很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保护民众的利益。殷地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客观地理形势,非常有利于商王朝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第二,气候温暖湿润。殷地处于北纬34一36度之间,气候温暖适宜。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研究的开创者竺可祯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1900多年间,我国正处于气候的温暖时期[’叼。根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在相当于现今阳历的三月份播种,比现在要早一个月。

　　1987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东北地区进行钻探发掘时,“曾不断有脊椎动物骨骼被发现”[“口。这些动物骨骼,除了璋、竹鼠以外,还有象、膜、犀牛、水牛等大型野生动物。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象的记载,当时把象作为打猎的对象,说明它是自然分布的,处于野生状态。河南省古称豫州,“豫”字本义,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

　　另外,在安阳小屯一号坑出土的鸟类骨骼,至少有5目5科6属8种鸟类,种类之多,是考古发掘中不多见的,更有趣的是这些鸟类骨骼以猛禽占多数12[,,而现今这些鸟类则生活在我国的不同地区。上述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说明,在盘庚迁殷前后,当时安阳地区高山、森林、丛灌、草原广泛分布,河溪、沼泽、草甸较多,气候温和、湿润,生态环境多姿多态,丰富多样。这种气候与自然环境,非常有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从而为商王朝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第三,水资源异常丰富。水在古代先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盘庚迁殷时期,殷地有着丰富的水资源,这包括天然降雨和江河径流。根据甲骨文记载,卜辞中有数千条关于降雨方面的占卜,如“今夕有雨”、“大雨”、“小雨”、“足雨”等。有的专家曾统计当时降雨的情况,在所选出的151条记录有卜雨和降雨月份的卜辞中,降雨日期涉及到从一月到十三月的所有月份。

　　据此,专家认为,在殷人所居的黄河流域,特别是殷墟附近,全年都有降雨。可见,当时殷地的降雨量非常充沛。殷地水资源,除了自然降雨之外,还有江河径流。以安阳为中心,在半径一百公里范围内,均匀分布着漳水、恒水、淇水等河流。很显然,河流的均匀分布,对古代的农业灌溉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是十分有利的。

　　第四,土质条件理想。在今天的卫星影像图上可以看出,殷墟以东的古河道,由安阳向东北延伸,在安阳看不到有河水泛滥的迹象。另外,根据卫星的影像色调即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殷地周围河流所形成的冲积扇土壤中所含的水分较高,比较湿润,腐殖质较厚而且肥沃。水灾较少,植被条件良好,土壤肥沃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综上所述,当时殷地前带河,后被山,北有漳水、溢水,南有开阔的平原,而恒水流经其间;气候温暖湿润,土质松软,周围有许多沼泽和丛林,既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又有利于狩猎和手工业的发展;东边的黄河虽然常有泛滥,但由于殷地居于由西向东的缓慢倾斜地带,可受黄河之利,而无黄河造成的洪水灾害。有利的地理形势和优越的生态环境,使殷地着实成为一个建都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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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盘庚重视殷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以求经济的持续发展

　　如上所述,商朝迁都殷地,是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在内的。殷都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殷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盘庚迁都以后,又积极采取措施,下大气力治理和保护殷都的生态环境,以保证商王朝的持久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盘庚重视对但水的治理,以防患于未然。但水由西北向东南横穿殷都,为殷都生产与生活用水提供了很大方便,但当雨季来临之时,垣水水位猛涨,又必然会对殷都的安全产生威胁。针对这一问题,盘庚除了进行祭祀以求得神灵的保佑以外,还对沮水采取了疏导和分流的办法。在殷都宫殿区西北方向恒水流经殷都的上游地段,组织人力人工开挖出条半绕宫殿区的大沟。

　　这条大壕沟,沿宫殿区西侧自北向南延伸约11()0米,而后折而向东,再沿宫殿区南侧由西向东延伸约650米,沟深约5米左右,宽为7一12米山」。这条大沟首位衔接恒水,对恒水起着疏导和分流的巨大作用。大壕沟的开通,使殷人可以有效避开恒水的威胁,同时也与渲水一起构成殷都防御的天然屏障,从而有力保证了殷都的安全。

　　第二,盘庚注重将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有机结合。根据考古发掘,殷都基本上是沿但水而建,迄今已发现的50多座宫殿、宗庙遗址,比较集中的分布在今天安阳小屯东北一带。都城北面和东面皆临恒水,西面和南面则是人工开挖而成的半绕宫殿区的大沟,这既便利于都城的用水,又美化了都城环境。在宫殿以外,则是手工作坊和平民住地,间或有较为密集的平民墓葬群。

　　在远离大沟以南的苗圃北地、薛家庄,以西的孝家庄,分别发现有铸铜的作坊遗址。在远离大沟以西的北辛庄、恒水以东的大司空村,则发现有制骨作坊遗址。这些手工作坊的分布,大都远离宫殿区,位于“城区”之外的“郊区”范围内。这种城市格局,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手工作坊会对但水产生“污染”,影响到居民生活。在城市规划中,综合考虑自然因素和环境因素,将美化环境,方便居民生活,保护水资源有机结合,以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殷人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折服。

　　第三,注意农田的保护和利用。殷人对农田的保护和利用主要体现在农田的施肥方面。据《韩非子·内储说》记载:“殷法刑弃灰’,仁’礴{。又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匕’5习意思是说,殷朝法律对随意倾倒草木灰的人要处以断手的惩治。殷人不许将草木灰倾倒在路上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是倾倒草木灰会污染环境卫生,二是在商朝时,人们己经开始知道农田需要施肥,而草木灰和人粪在当时则是最好不过的农田肥料了。

　　人粪、畜粪和草木灰用于农田施肥,既保持了环境的清洁,又有利于农业丰收,而农业的丰收又可以促进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殷人农田施肥的推广,无疑是早期的“人仁牛态”的创举,它保证了一定的生态稳定和平衡,使殷朝的农业发展走上一条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在盘庚统治前期,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社会矛盾的加剧交互影响,几乎危及到商王朝统治的根基。盘庚迁殷以后,大力整治水患,注重环境保护,保护生态平衡,为后来商王朝逐步走向繁荣强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殷鉴虽远,但仍对当今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

　　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河南商丘）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公元前1525年，相（今河南内黄）遭洪水，祖乙把国都迁到了耿（今山西河津），祖乙迁至耿的第二年，因发生河患，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因其为都仅一年，近代史学界就把祖乙迁耿略去不谈。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一致。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

　　汤始建国至第20位商王盘庚，商朝政权经历了三度衰落，四度复兴：汤兴，至雍己而衰；太戊复兴，至河直甲复衰；祖乙振兴，至阳甲复衰；盘庚时殷道复兴。与几度兴衰相伴，汤至盘庚期间，商朝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中说：仲丁迁于馰（在今河南荥阳附近），河驮甲迁于相（在今河南内黄），祖乙迁于庇（在今山东梁山附近），南庚迁于奄（在今山东曲阜），最后盘庚迁于殷（在今河南安阳）

　　盘庚是阳甲的弟弟，他即位后，为了改变商王朝的困难局面，决定将商的都城再迁回成汤的故都亳。他的这次迁都遭到了不少贵族与大臣的反对，一些平民不愿离开已经生活惯了的奄，也反对迁都。但盘庚坚持自己的主张，利用宗教对商民们进行规劝，说先王们都按照天帝的意志迁了５次都，他也经过占卜“卜稽曰：其如台”，所以迁都的计划是得到天帝的允许，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人们要服从天帝的旨意，否则上帝就要责怨人们祖先的灵魂。商民们不敢违背天帝的旨意，跟着盘庚迁至殷地，从此安定下来，直至商纣灭亡，共历8代12王，计273年。殷从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一个都城。

　　虽然盘庚迁殷利用了迷信手段，但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商迁殷后，政治有所作为，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盘庚迁殷是商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后，殷城开始荒芜，时间长了，变成废墟，慢慢被埋在地下，后人称为殷墟。

　　自盘庚迁殷到帝辛（纣）亡国共273年，国号也称殷，一般也将商代称作殷代，整个商代也称为商殷或殷商。殷墟被发掘以来，已从墓内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为青铜器和陶器。司母戊大方鼎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珍品，可以称为世界之最，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

　　殷墟还出土了1.5万片以上的甲骨人辞，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反映了殷商文化高度进步的史实。

　　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它的始祖契与禹同时。夏朝方国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以“商”为国号，在亳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盘庚死后，王位由其弟小辛继立。小辛死后，传帝小乙。小乙死后，继立的是自己的儿子武丁。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商朝的末代君主帝辛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而亡。

　　汤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

　　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着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商汤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时商的力量虽已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夏。夏桀出于猜忌将商汤召来并囚之于夏台。

　　汤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

　　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先灭掉了此时仍然听从夏王指挥的个别方国部落。《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时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防备，“桀亡待汤之备”。因此，当商汤的军队到来时，“未接刃而桀走”。

　　夏军逃至鸣条（山西夏县之西），一战被商军击溃，夏桀逃奔南巢而死。灭夏后，汤回师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三十五里）。“汤乃践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汤完成灭夏重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

　　商朝的建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古代文明的进步获得转机。商朝建立以后，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屡次迁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但商汤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商朝政权得到了初步巩固。商朝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经济发展加快，私有制度进一步完成，商朝走向了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商汤革命”时期。商朝确立统治，就在亳（河南商丘）建都。

　　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它的始祖契与禹同时。夏朝方国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以“商”为国号，在亳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盘庚死后，王位由其弟小辛继立。小辛死后，传帝小乙。小乙死后，继立的是自己的儿子武丁。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商朝的末代君主帝辛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而亡。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500余年。

　　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它的始祖契与禹同时。夏朝方国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以“商”为国号，在亳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盘庚死后，王位由其弟小辛继立。小辛死后，传帝小乙。小乙死后，继立的是自己的儿子武丁。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商朝的末代君主帝辛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而亡。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前期为兄终弟及，后期为典型的父死子继。商朝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亦已稳固。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商朝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分散有许多远较商族落后的方国。其中最为强大的是西北和北方的舌方、鬼方、土方和羌方。在商朝时期，长江流域也平行存在发达的非中原文明。

　　五帝帝舜时期，商人的始祖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君主仲丁时，商朝的国都开始了频繁的迁移。至盘庚时，又将国都迁至北蒙，改名为“殷”，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此建都长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大邑商”或“天邑商”是商人对商先王宗庙所在的商国旧都商邑（今商丘）的尊称，在战争中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尚不明晰商人是否拥有对整体国家或族群的泛称。

　　甲骨卜辞、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尚书》《史记》等文献称呼商朝为“殷”，这两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元明时代的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在先秦文献中，《尚书·召诰》用“大邦殷”称呼商国。然而，在目前出土的卜辞资料中，尚未发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

　　《史记·殷本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相传契是简狄吞玄鸟蛋而生，所以，商人便以玄鸟为图腾。尧称帝时，封帝喾之子契为司徒，后被封为玄王。帝舜时期，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建立商国。

　　契的儿子昭明由商邑迁居至砥石。帝相十五年，契的孙子相土在趁姒相由商丘迁都于斟灌（帝丘）之际，遂迁回商丘。此后，相土驯服了马，发明了马车，开始向东方泰山附近发展。

　　商朝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那么国号呢？为什么称为殷商。

　　五帝帝舜时期，商人的始祖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君主仲丁时，商朝的国都开始了频繁的迁移。至盘庚时，又将国都迁至北蒙，改名为“殷”，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此建都长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大邑商”或“天邑商”是商人对商先王宗庙所在的商国旧都商邑（今商丘）的尊称，在战争中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尚不明晰商人是否拥有对整体国家或族群的泛称。

　　甲骨卜辞、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尚书》《史记》等文献称呼商朝为“殷”，这两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元明时代的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在先秦文献中，《尚书·召诰》用“大邦殷”称呼商国。然而，在目前出土的卜辞资料中，尚未发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500余年。

　　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它的始祖契与禹同时。夏朝方国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以“商”为国号，在亳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盘庚死后，王位由其弟小辛继立。小辛死后，传帝小乙。小乙死后，继立的是自己的儿子武丁。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商朝的末代君主帝辛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而亡。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前期为兄终弟及，后期为典型的父死子继。商朝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亦已稳固。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商朝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分散有许多远较商族落后的方国。其中最为强大的是西北和北方的舌方、鬼方、土方和羌方。在商朝时期，长江流域也平行存在发达的非中原文明。

　　商朝的势力范围大大超过了夏朝。《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商朝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除了包括夏所属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可能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

　　然而，商王朝远未形成后世的统一的大帝国，其疆域只是大致的势力范围，所能直接控制的主要是今河南省的北部和中部，其若干方国则只是商势力的据点，商的控制力是比较薄弱的。

　　据《尚书·商书》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八迁的地点，历来说法不一。大体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出河南省北、中部和河北省西南部范围。有人认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可能是汤都西亳。成汤灭夏后，自亳至殷，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史稿地图集》的考订，商王朝共有过七个都城，即亳、嚣（隞都）、相、邢、庇、奄、殷（殷墟），至于朝歌是否为商的最后都城，则存在争议。

　　盘庚，甲骨文作般庚，生卒年不详，子姓，名旬，商王祖丁之子，阳甲之弟，商朝第十九位君主（不计太丁）。阳甲死后，盘庚继位，是商朝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决心再一次迁都，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整顿商朝的政治，发展经济，使衰落的商朝出现复兴的局面。盘庚病死后葬于殷。

　　人物生平

　　商朝自中丁以来，国势逐渐衰落。弟子争相代立，诸侯不再来朝。盘庚之父为帝祖丁。祖丁驾崩，其弟沃甲之子南庚立为王。南庚崩，祖丁之子阳甲即位。阳甲统治期间，商朝继续衰落。

　　阳甲驾崩之后，盘庚作为其弟继承王位。商朝此前已经五次迁都，朝廷居无定所。盘庚即位之初，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力排众议，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继续“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经历了一段繁盛时期，故后世又称商为“殷商”。他死后，“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即保存在今文《尚书》中的《盘庚》三篇。

　　政治举措：迁都殷

　　从商汤开始传了二十个王，王位传到盘庚手里。盘庚即位时，商朝经过几代内乱（即九世之乱，小甲到沃甲），政治腐败，贵族奢侈，王室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他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决心再一次迁都。可是，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很厉害。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音bó，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4]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就不得不搬家。

　　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想安定我们的国家。你们不但不谅解我的苦心，反而发生无谓的惊慌。你们想要改变我的主意，这是办不到的。”

　　当他得知安阳（当时称北蒙）一带土肥水美，山林有虎、熊等兽，水里有鱼虾时，就决心到此来发展。为了动员迁都，他曾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星火燎原”一词即由此次演讲内容凝练而成。贵族们竭力反对迁都,盘庚就发布文告,严厉命令他们服从。终于，马萧萧，车辚辚，他率众西渡黄河，来到了安阳，史称“盘庚迁殷”。

　　迁到殷后，他又以强硬手段制止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企图。《尚书·盘庚》就是他在迁殷前后的的讲话记录。他还提倡节俭，改良风气，减轻剥削，终于安定了局面。

　　后世影响

　　盘庚恰逢商朝“乱世”，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的商王，他敏锐地看到了民众的疾苦，并想方设法加以消除。盘庚自觉吸收先王的治国经验，“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他认为商之先王都是把民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重视并体贴民众的意愿。

　　《史记·殷本纪》中虽然误记“涉河南，治亳”，以为盘庚最后迁都地为亳，但“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记载也确实说明了盘庚力排众议迁都成功之后励精图治，彻底扭转了商朝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的局面，实现了“殷道复兴”，以致诸侯来朝。盘庚死后，其弟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也从侧面印证盘庚伟大的业绩和高尚品格，深受后人崇敬。

　　他对官吏总的要求就是“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官吏不能聚敛财宝，而要永怀一颗爱民之心，向民众布施恩德。作为一代商王，盘庚深谋远虑，完成了商都最重要的一次迁徙，也为商朝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吕不韦在历史上第一次去秦国是做什么呢？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吕不韦如何游说秦国。

　　吕不韦先去拜访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献上好礼，然后说：“阁下可知？阁下罪已至死！您门下的宾客无不位高势尊，相反太子门下无一显贵。而且阁下府中珍宝、骏马、佳丽多不可数，老实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如今大王年事已高，一旦驾崩，太子执政，阁下则危如累卵，生死在旦夕之间。”

　　阳泉君大惊。吕不韦又道：“小人倒有条权宜之计，可令阁下富贵万年且稳如泰山，绝无后顾之忧。”阳泉君赶忙让座施礼，恭敬地表示请教。

　　吕不韦献策说：“大王年事已高，您姐姐华阳夫人却无子嗣，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子傒继位后一定重用秦臣士仓，到时候华阳王后的门庭必定长满蒿野草，萧条冷落。现在在赵国为质的公子异人才德兼备，可惜没有母亲在宫中庇护，每每翘首西望家邦，极想回到秦国来。王后倘若能立异人为太子，这样一来，不是储君的异人也能继位为王，他肯定会感念华阳夫人的恩德，而无子的华阳夫人也因此有了日后的依靠。”

　　阳泉君说：“对，有道理！”便让吕不韦进宫与华阳夫人谈话。吕不韦谈及异人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异人把夫人看成亲母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非常高兴。

　　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出处）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

　　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假使等到容貌衰竭，宠爱失去后，虽然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子楚贤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自己就会主动依附于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

　　华阳夫人听了认为是这样，就趁安国君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非常有才能，来往的宾客都称赞他。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就和夫人刻下玉符，又送好多礼物给在赵国的异人，请吕不韦教导他，因此异人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吕不韦

　　吕不韦（？—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人。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丞相，姜子牙23世孙。

　　早年经商于阳翟，扶植秦国质子异人回国即位，成为秦庄襄王，拜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庄襄王去世后，迎立太子嬴政即位，拜为相邦，尊称“仲父”，权倾天下。受到嫪毐集团叛乱牵连，罢相归国，全家流放蜀郡，途中饮鸩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