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道路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传说中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担当部落首领的时候，各地的交通有了明显的进步。到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期，可以说我国道路已经初具规模。

　　周武王姬发灭商后，除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外，还根据周公姬旦的建议，修建了东都洛邑（今洛阳），以便于控制东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对付殷商残余势力为了有效发挥两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们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

　　并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向北向南向东南又修建成等级不同的呈辐射状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这条交通线也仍然是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周道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东周时期，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军事外交活动和人员物资聚散，都极大地推进了道路的建设。除周道继续发挥其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外，在其两侧还进一步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陆路干线和支线。

　　再加上水运的发展，把黄河上下淮河两岸和江汉流域有效地联接起来这个时期修建的主要道路工程有许多，秦国修筑的著名的褒斜栈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秦惠王时，开始修筑褒斜栈道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道绾毂其口。

　　战略上为蜀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即发生于此除了秦国的栈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工程还有：楚国经营的从郢都通往新郑的重要通道，晋国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东西孔道，齐鲁两国建设的四通八达的黄淮交通网络，燕国开辟的直达黄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线等。

　　至此，穿大袖宽袍的中原人善射箭骑马的戎狄人居云梦江汉的荆楚人披长发嬉水的吴越人喜椎髻歌舞的巴蜀人就连成一体了，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统一打下了基础。

　　秦汉时期的道路

　　中国全国陆上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朝早在秦国出兵扫灭六国的同时，实现了车同轨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它适应了秦朝全国土木工程和战争等方面长途运输的需要，对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根据车同轨的要求，秦朝在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的基础上，又耗费了难以数计的人力和物力，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这项费时10年的工程，规模十分浩大，它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联通起来。

　　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长约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苏率20万大军，边驻守边关，边修直道这条大道沿途经过陕甘等省，穿过14个县，直至九原郡（今内蒙自治区包头市），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修筑完毕。

　　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世纪至十三四世纪期间，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的陆路交通干线，是中国同印度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等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古代中国的丝绸主要是通过汉朝时开辟的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的。

　　在我国的汉朝和唐朝时期，东部山东和东南沿海江浙一带的大批质量上乘的丝绸从水路或陆路集中到长安城有相当一部分通过陆路转运到西方去由于在这条陆路上，丝绸的贸易占了很大比重，因此把它称为丝绸之路以后又开辟了经海洋通往西方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的开辟，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它经过中亚西亚，可与东南欧及北非的交通线相衔接，构成了世界性的东西大商道不仅在两汉时期，而且在唐宋元明时期，它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联系的主要纽带。

　　唐代以后的道路

　　唐朝是我国古代道路发展的极盛时期。当时，京城长安不仅有水路运河与东部地区相通，而且是国内与国际的陆路交通的枢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城内有11条南北大街，14条东西大街，把全城划分为100多个整齐的坊市。

　　皇城中间的南北大街称为承天门大街，宽441米，视野开阔连接12座城门的有六条大街，其中朱雀大街，是盛唐时期长安城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重要大街。出了长安城，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不仅通向全国各地。随着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相继成为国内外交通的重要中心。

　　到了宋和辽金时期，我国的道路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城市道路建设与交通管理方面，与隋唐时代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实现了街和市的有机结合城内大道两旁，第一次成为百业汇聚之区。

　　元明时期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驿路干线辐射到我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元代，综合拓展了汉唐以来的大陆交通网，进一步覆盖了亚洲大陆的广阔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蒙古族各部在成吉思汗等有作为的领袖统率下东征西略。兵锋所至，驿站随置，道路贯通。

　　运输不绝蒙古军军事势力的极盛时期，道路直通东欧多瑙河畔，南下攻灭金政权和南宋政权后，把南中国的大片疆土也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比较起来，元明道路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发挥着更为直接的重要作用。

　　清朝把驿路分为三等，一是官马大路，由北京向各方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二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在京城东华门外设皇华驿。

　　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管理北路西路南路东路等官马大路干线系统。官马北路系统最重要的是通往大东北的干线，即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今沈阳）分别延伸到雅克萨庙屯（在黑龙江入海口）的官路和通往朝鲜半岛的国际通道。

　　属于官马北路系统的还有分别到呼伦恰克图的干线以及塞上的横向大通道这些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捍卫北疆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战略作用。官马西路系统包括兰州官路与四川官路的两大干线，前者从北京经保定太原西安兰州，分别到青海西藏和新疆，并通往中亚西亚诸国。

　　后者则是通往大西南的干线，从西安通往云贵川，并向西延伸到西藏拉萨在大清帝国创建和巩固的过程中，这个覆盖我国整个西部地区的官马西路系统，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官马南路系统，包括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和广东官路三条干线前两条干线均从太原南下过黄河到洛阳。

　　后分道到昆明或桂林，并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岛；第三条干线即广东官路的主干道，则是从北京出发经济南徐州合肥南昌赣州韶关，直达广州这是元明以来北京到广州纵贯中国南北的主要官道，历来当作使节路，而终点广州又曾是清代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所以清政府对这条干线特别重视，官马东路的唯一干线就是福建官路，沿途经过天津、济南、徐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州等重要城市。

　　它是清政府经济上赖以生存的重要通路此外，还有横贯东西的长江官路等等清政府正是通过这些道路，实现了对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各乡镇乃至自然村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榨取；全国各地各民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也通过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实现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我国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泥土路，还没有用沥青或水泥铺成的道路直至19世纪末期，我国才出现了铁路和公路1876年，英帝国主义欺骗满清政府，擅自修筑了吴淞到上海的铁路。这是在我国领土上的第一条铁路。

　　而1881年建成的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则是我国出资修建并延存下来的第一条铁路。我国最初的公路，是1908年苏元春驻守广西南部边防时兴建的龙州到那堪公路，可惜没有全部完工。

　　“告老还乡”，又称“告老还家”，“告”是请求，“老还乡”是年老回到家乡，“告老还乡”是指古代官吏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是古代官吏提前退休的一种制度。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主动要求“告老还乡”提前退休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回避权力斗争

　　此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的春秋战国时越国的大夫范蠡。范蠡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后，范蠡殚精竭虑辅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经过二十余年卧薪尝胆之后，勾践击败吴王夫差，兴邦复国。

　　作为大功臣的范蠡被勾践封为上将军，此时范蠡达到了为人臣者的最高境界。但此时的范蠡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于是告老辞官，携西施遁入“五湖”，可谓极具聪明之举。

　　无心混迹官场

　　此时官员已无心于官场，向往能够回到家乡，于是“告老还乡”。此种情形下的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引起“告老还乡”提前退休的想法，如人们熟知的晋朝彭泽县令陶渊明就是向往田园生活，主动请辞“告老还乡”。

　　其实，根据《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晋朝大司马张翰，字季鹰，更是由于一日，秋风乍起，触景生情思念起家乡吴地(浙江)的特产菰菜、莼羹、鲈鱼脍来了，突然领悟: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图个快快乐乐，又何必要为了个官名而别乡数千里，还要备受羁绊呢?于是“告老还乡”。

　　体弱难当重任

　　客观条件，体弱多病，难当重任，申请“告老还乡”或“告病还乡”。“告老还乡”或“告病还乡”一般都会得到皇上的恩准。如在唐太宗时，官吏退休年龄是七十岁，对朝廷有大贡献者还可延缓退休年龄。但开国元勋李靖，因自感伤病碍身，遂在六十四岁时“告病还乡”，被恩准。但也有皇上不恩准的情况。如《论语章句》一书的整理者汉代著名经学家张禹，曾多次上书请求告病还乡，但无法得到皇上的恩准，相反“帝遣人问疾送药，强留”。

　　从某种角度讲，古代的“告老还乡”对于“从人才资源流出到人才资源流入”的良性循环，带动农村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传说，一位集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于一身的秀才来到咸阳，他路过一家面馆时，听见里面“biang——biang——”之声不绝于耳，一时饥肠辘辘，不由得踱步进去。只见白案上摆满了和好的长条状面块儿，师傅拎过一块儿，扯住两头，顷刻间摔打成裤带般宽厚扔进锅里，顷刻间摔打了好几块儿，顷刻间从锅里捞出一大海碗，碗底事先盛着作料和一些豆芽青菜，自然要浇上一大勺油泼辣子，热腾腾端上来。

　　秀才看得兴起，大叫：“好啊！店家来一碗！”“这位客官一碗……”店小二一声长长的吆喝，顷刻间一碗面摆到面前，顷刻间碗中罄净，直吃得秀才大汗淋漓。“店家，结账！”秀才喝道。一摸兜，坏了，一时忘形，竟忘了囊中早已空空如洗，顿时窘住，刚才的热汗顷刻间冷冰冰刷在脸上。

　　一旁，店小二斜着眼耸着肩，一脸坏笑。“小二……”秀才讪讪，话刚出口便被店小二堵住：“客官，本店小本经营，概不赊账。”见店小二不通融的模样，秀才又向身上摸去，左一摸，右一摸，上一摸，下一摸，好像早晚能摸出几文钱来似的。店小二心想：“你个穷秀才，看你摸出什么来。”天呀，这不是有辱斯文么？秀才一面摸，一面思量脱身之计。

　　他与店小二搭讪：“小二，你家这面何名？”“店名biang”店小二学着秀才的腔调说：“biangbiang面。”秀才问：“biangbiang面？biangbiang字咋写？”这家面店可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其面做得特殊，面与面板摔打撞击，“biangbiang”也，故称“biangbiang面”。“biangbiang”二字咋写，店家做面，客人吃面，谁也没去想过。

　　见店小二答不上来，秀才顿时有了主意，他说：“小二，你与老板商量过，本人今天没钱，可否写出‘biangbiang’二字，换这碗面吃？”店小二顷刻间回来，说：“成。”店家心想：“古来就没有‘biangbiang’二字，看你穷秀才怎么赖账。”“biang、biang、biang、biang……”秀才心里嘀咕，嘴上嘀咕。

　　秀才读书，也最认书，古往今来偏偏没有这“biang、biang”二字。“书上没有，岂可生造乎？”皇上可以造字为名，秀才岂敢与之比肩？秀才满腹心酸，一腔惆怅；寒窗苦读，功不成，名不就，众目睽睽下，落到赖账这般田地，天理不公啊！

　　他一急，心里骂皇上：“什么‘日月当空照’？民间疾苦，哀鸿遍野；宫闱倾轧，豺狼当道；贪官污吏，横行乡里；我秀才寒窗苦读，就因无钱无人，打不通关节，获不取功名……日月何照之有！罢罢罢，你皇上能造字，我秀才何尝不能？”秀才一声大喝：“笔墨伺候！”

　　只见他笔走龙蛇，大大地写了一个字！他一边写，一边歌道：“一点飞上天，黄河两边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勾搭挂麻糖；推了车车走咸阳。”一个字，写尽了山川地理，世态炎凉。

　　秀才写罢掷笔，满堂喝彩。从此，“biangbiang面”名震关中。

　　臊子面历史悠久，其中含有配菜比如豆腐，鸡蛋等，做法简单。臊子就是肉丁的意思。对于陕西人来说，臊子面的配色尤为重要，黄色的鸡蛋皮、黑色的木耳、红色的胡萝卜、绿色的蒜苗、白色的豆腐等材料，既好看又好吃。相关的起源有三种说法。

　　说法一

　　古时，周人由豳(bīn)（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迁至岐之周原（今陕西宝鸡岐山县），在渭河边和北原上繁衍生息。后渭河有一恶龙为祸，大旱三年，民不聊生。周氏族人不忍离开经过数代开拓出的家园，奋起反击，大战七日才将恶龙杀死，饥饿的人们为庆祝胜利，将龙杀了和面集体食之，觉得鲜美无比。

　　于是在以后庆祝这次胜利时，便用猪代替龙和面集体食之。后来扩展至其他节日和祭祀。这臊子面也渐渐传开，而其做法也渐渐流传中得到了发展。

　　说法二

　　岐山文化馆李辛儒先生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神来之食岐山臊子面》。据他考证，臊子面源于周代尸祭制度的"竣余"礼仪，即先敬神灵祖灵，剩下的才轮到君卿，最后才是一般人。

　　这种遗俗在岐山长期存在，不论谁家办红白喜事，第一碗臊子面先不上席，而由小字辈端出门外泼两次汤，象征祭祀天神地神，剩下的汤称"福把子"，泼向正堂的祖灵牌位，然后才上席，并按辈数和身份次序上饭。过去吃面剩下的汤不能倒掉，还得回锅。即取竣余的余字之意。臊子面是岐山和关中一带招待客人的便饭，新媳妇过门，孩子生日，老人祝寿，通常都以臊子面招待客人。

　　说法三

　　来源于唐的“长寿面”。臊子面是在唐代"长命面"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猗觉寮杂记》上说："唐人生日多俱汤饼，是皇亲国戚庆祝寿辰的寿面，世所谓'长命面'者也。"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云："余为座上客，举箸食汤饼。"面条一类的食品，在唐代称作"汤饼"。刘诗中提及的汤饼"，就是"长命面"。

　　它是唐朝时款待客人的佳点。相传，苏东坡在陕西为官时，特别喜食这种面条，并写下了对它的赞美诗句："剩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獐书。据史实，臊子肉发源于北宋时期，《梦粱录》上记载有专门加工出售臊子肉的店铺。但当时是否已经出现"臊子面"，还不得而知。到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里记下了"臊子肉面法"，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臊子面"至少在高濂写此书前，就已经问世。

　　臊子面在陕西地区身价颇高。除沿袭唐代"长命面"的有关习俗，如在生日做寿时必食外，每遇婚丧喜事，或逢年过节，都要以它来款待客人。旧时，陕西农村还有这样的习俗：新媳妇过门的第二天，要在婆家举行一个隆重的擀面仪式，新媳妇当着客人的面上案擀面，以测试其技艺的高低。技术高超娴熟者，擀出的面厚薄均匀，切条细长，下到锅里不会断裂，这样的新媳妇，才能赢得大家的赞誉。

　　馄饨是起源于中国北方的一道民间传统面食，相关的说法有以下三个。

　　汉朝匈奴之说

　　过去老北京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相传汉朝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恨以食之，并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所以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

　　馄饨发展至今，更成为名号繁多，制作各异，鲜香味美，遍布全国各地，深受人们喜爱的著名小吃。馄饨名号繁多，江浙等大多数地方称馄饨，而广东则称云吞，湖北称包面，江西称清汤，四川称抄手，新疆称曲曲等等。

　　道教之说

　　另有一种说法：冬至之日，京师各大道观有盛大法会。道士唪经、上表，庆贺元始天尊诞辰。道教认为，元始天尊象征混沌未分，道气未显的第一大世纪。故民间有吃馄饨的习俗。《燕京岁时记》云：“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实际上“馄饨”与“混沌”谐音，故民间将吃馄饨引申为，打破混沌，开辟天地。后世不再解释其原义，只流传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谚语，把它单纯看做是节令饮食而已。

　　我国许多地方冬至有吃馄饨的风俗。南宋时，当时临安（今杭州）也有每逢冬至这一天吃馄饨的风俗。宋朝人周密说，临安人在冬至吃馄饨是为了祭祀祖先。只是到了南宋，我国才开始盛行冬至食馄饨祭祖的风俗。

　　馄饨发展至今，更成为名号繁多，制作各异，鲜香味美，遍布全国各地，深受人们喜爱的著名小吃各地有不少特色的，深受食客好评的馄饨，著名的有成都市龙抄手饮食店的抄手，其品种多种，皮薄馅嫩，味美汤鲜；重庆市的过桥抄手，包捏讲究，调料多种，蘸调料食；上海市老城隍庙松运楼三鲜馄饨，馅料讲究，薄皮包馅，味色鲜美；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曲曲，羊肉为馅，皮薄馅嫩，汤清味鲜等等。

　　西施之说

　　相传春秋战国，吴王夫差打败越国，生俘越王勾践，得到许多金银财宝，特别是得到了绝代美女西施后，更加得意忘形，终日沉湎歌舞酒色之中，不问国事。这年冬至节到了，吴王照例接受百官朝拜，宫廷内外歌舞升平。不料饮宴之中，吃腻山珍海味的他竟心有不悦，搁箸不食。这一切西施全都看在眼里，她趁机跑进御厨房，和面又擀皮，欲做出一种新式点心来，以表自己的心意。

　　皮子在她手中翻了几个花样后，终于包出一种畚箕式的点心。放入滚水里一氽，点心便一只只泛上水面。她盛进碗里，加进鲜汤，撒上葱、蒜、胡椒粉，滴上香油，献给吴王。吴王一尝，鲜美至极，一口气吃了一大碗，连声问道：“这为何种点心？”西施暗中好笑：这个无道昏君，成天浑浑噩噩，真是混沌不开。

　　听到问话，她便随口应道：“馄饨。”从此，这种点心便以“馄饨”为名流入民间。吴越人家不但平日爱吃馄饨，而且为了纪念西施的智慧和创造，还把它定为冬至节的应景美食。

　　中国从远古时代就有很多关于草药的记载，其中也包括很多厉害的毒药。主要记载的有：断肠草、雷公藤、另一种断肠草—钩吻、鸩酒、砒石、鹤顶红、番木鳖、夹竹桃、天然砒霜、乌头、见血封喉又名毒箭树、雪上一枝蒿、情花等。

　　断肠草

　　看过《神雕侠侣》的同志一定会记得杨过中了情花之毒后是怎么解毒的，那就是用断肠草以毒攻毒。断肠草原来是葫蔓藤科植物葫蔓藤，根本不是象书中说的那样是小草，而是一年生的藤本植物。其主要的毒性物质是葫蔓藤碱。具原书上记载，吃下后肠子会变黑粘连，人会腹痛不止而死。

　　一般的解毒方法是洗胃，服碳灰，再用碱水和催吐剂，洗胃后用绿豆、金银花和甘草急煎后服用可解毒。断肠草—还有一说是雷藤（《中药大辞典〉）绿豆、金银花和甘草实际上是万用解毒药，同样的还有荔枝蒂、生豆浆等。

　　雷公藤

　　雷公藤生于山地林缘阴湿处。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各地及西南地区。根秋季采，叶夏季采，花、果夏秋采。

　　雷公藤有杀虫、消炎、解毒之效，是我国江浙一带菜园中广泛使用的杀虫剂，有祛风，解毒，杀虫功能。也用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结核、麻风等。其根、叶、花均可捣烂外敷，但用根敷后，过半小时须取去，否则起泡。

　　中毒症状

　　潜伏期一般2小时左右如煎服或同时饮酒的症状就出现更早，且更严重。一般死亡时间约在24小时左右，最多不超过4天。

　　中毒开始出现头晕头痛、心悸乏力、恶心呕吐、腹痛腹胀、肌肉疼痛、嚎叫挣扎、四肢麻木或抽搐、肝肾区疼痛。血便、少尿、浮肿，偶有血尿、尿储留、血压下降、唇甲发绀，严重时有脱水、电解质紊乱及休克、急性肾功能衰竭和尿毒症。偶因心肌损害并发心律失常、心源性脑缺血综合征、鼻出血、吐血水、全身及寒丸疼痛，后期毛发脱落，皮肤接触时可引起炎症。

　　钩吻

　　也就是葫蔓藤，又名野葛、毒根、胡蔓草、除腥、黄藤、断肠草、吻葛（这两个见于《梦溪笔谈》）朝阳草、大茶药、大茶藤、虎狼草、梭葛草、大炮叶，黄花苦晚藤、黄猛菜、发冷藤、藤黄、大茶叶（广西名）大鸡苦蔓等。是马钱科植物（荆蛮兄，我见到的资料如此）一年生藤本。

　　喜阳、卵状长圆叶对生，开小黄花，5萼漏斗状，卵状蒴果，花期8-11月、果12-2月。浙、闽、粤、滇、黔、桂都有分布。全株含钩吻素子（最多）、寅（最剧）、卯、甲、丙、辰、乙等生物碱。

　　鸩酒

　　鸩是一种传说中的猛禽，比鹰大，鸣声大而凄厉。其羽毛有剧毒，用它的羽毛在酒中浸一下，酒就成了鸩酒，毒性很大，几乎不可解救。但考虑实际情况，估计这只是传说，久而久之鸩酒就成了毒酒的统称。

　　一种说法：鸩不是一种传说中的猛禽，实际存在，即食蛇鹰，小型猛禽比鸡大不了多少，在南方山区分布较广，如武当山地区。因其食蛇故被误认为体有剧毒，道士做法时的“禹步”经考证即为对其捕蛇时动作的模仿。还有一种说法，鸩是一种稀有未知鸟类，被人捕杀干净。

　　鹤顶红

　　也常在古籍小说中出现，通常被认为是丹顶鹤头顶的红色部位所含素质。但查阅所有专业书籍，都没有这个条目，鹤有鹤肉、鹤骨和鹤脑可入药，但都无毒，而且都是滋补增益的药。比方鹤脑，可增强目力，使人夜能见物。另据现代研究者试验，丹顶鹤头顶的红色部位并无毒性。

　　鹤顶红究竟是什么，查了一些不太正式的文章，说鹤顶红其实是红信石。红信石就是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详见后文），加工以后就是著名的砒霜。可能是因为红信石是红色的就用了鹤顶红这个名字，传说古时为官者将它藏在朝冠中，必要时用来自杀，方为可信。砷进入人体后，会和蛋白质的硫基结合，使蛋白质变性失去活性，可以阻断细胞内氧化供能的途径，使人快速缺少ATP供能死亡，和氢氰酸的作用机理类似。

　　番木鳖

　　就是马钱子，是马钱科植物马钱子和云南马钱子的种子。扁圆形或扁椭圆形，直径1.5～3cm，厚0.3～0.6cm。常一面隆起，一面稍凹下，表面有茸毛。边缘稍隆起，较厚，底面中心有突起的圆点状种脐，质坚硬。毒性成分主要为番木鳖碱(Strychnine,C21H22O2N2,即土的宁)和马钱子碱(Brucine,C23H26O4N2)。主要用于风湿顽痹，麻木瘫痪，跌扑损伤，痈疽肿痛；小儿麻痹后遗症，类风湿性关节痛，据说还可用于重症肌无力。

　　中毒症状是最初出现头痛、头晕、烦躁、呼吸增强、肌肉抽筋感，咽下困难，呼吸加重，瞳孔缩小、胸部胀闷、呼吸不畅，全身发紧，然后伸肌与屈肌同时作极度收缩、对听、视、味、感觉等过度敏感，继而发生典型的土的宁惊厥症状，最后呼吸肌强直窒息而死。解毒方法是使用中枢抑制药以制止惊厥，如阿米安钠、戊巴比妥钠或安定静注。然后洗胃，再后用甘草、绿豆、防风、铭藤、青黛（冲服）、生姜各适量水煎服，连续服4剂。

　　天然砒霜

　　化学成分As2 O3，等轴晶系六八面体晶类。单晶晶形为八面体，也有菱形十二面体。集合体星状、皮壳状、毛发状、土状、钟乳状。白色有时带天蓝、黄、红色调，也有无色，条痕白色或淡黄。玻璃至金刚光泽，亦有油脂、丝绢光泽。摩氏硬度1.5，比重3.73-3.90,解理完全,断口贝壳状，性脆，溶于水，有剧毒。

　　砒石

　　为天然产含砷矿物砷华、毒砂或雄黄等矿石的加工制成品。又名信石。主产于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商品有红信石及白信石之分，药用以红信石为主。凡砒石，须装入砂罐内，用泥将口封严，置炉火中煅红，取出放凉，或以绿豆同煮以减其毒。研细粉用。砒石升华之精制品为白色粉末，即砒霜，毒性更剧。

　　夹竹桃

　　据法医学资料，致死剂量20-30片叶子，全身有毒。

　　乌头碱

　　毛茛科植物，多年生草本。株高60-120cm，叶互生，革质，卵圆形，三裂，两则裂片再2裂，中央裂片再3裂，边沿有缺刻。5萼圆锥花序，花瓣2，果实为长圆形，花期6-7月、果7-8月。辽、豫、鲁、甘、陕、浙、赣、徽、湘、鄂、川、滇、贵、都有分布。

　　乌头这个名称一般指的是川乌头，还有草乌头，一般指的是野生种乌头和其他多种同属植物，比如北乌头（蓝乌拉花）、太白乌头（金牛七）等，是中药学上的名称。

　　乌头含有多种生物碱，次乌头碱、新乌头碱、乌头碱、川乌碱甲、川乌碱乙（卡米查林）、塔拉胺等。

　　毒性表现

　　1、可突然加快心率、引发心率紊乱，解剖证明死于乌头碱中毒者的心脏收缩如桑椹状。

　　2、可扩张血管，迅速使血压下降。

　　3、影响肾上腺的活动，特别是能显著的降低抗坏血酸的含量。

　　4、抑制中枢神经，呼吸中枢。

　　短柄乌头

　　短柄乌头别称雪上一枝蒿。

　　附子是乌头（特指川乌头栽培品）的旁生根，也叫子根，中医讲究在夏至和小暑之间发掘，好像是因为什么“其性辛甘，大热”的缘故，这时的未加工品称“泥附子”。

　　之后用盐卤和食盐混合液浸泡再晒干的叫“盐附子”，用卤水煮沸再用较稀的卤水浸过后用黄糖、菜油调色再蒸熟晒干的叫“黑顺片”（黑附子），不用黄糖、菜油调色直接蒸熟晒干用硫漂白的叫“白附片”（明附片、雄片）。因其“性辛甘，大热”中医多用于各种“寒疾、风疾”比如伤寒、中风、风湿等，还多制成注射液用来治疗心力衰竭。

　　附子的毒性同乌头，但比较弱，只不过它是一味常用药，所以中毒情况也较多见，但是很少有死亡的。一般的附子中毒多有患者本身因素在其中，比如有过敏体制什么的，只要抢救及时不会有危险的，具体措施和对付乌头中毒一样。

　　见血封喉

　　又名“毒箭木“、”剪刀树“，国家保护的濒危植物，是世界上最毒的植物种类之一。

　　树汁呈乳白色，剧毒。一旦液汁经伤口进入血液，就有生命危险。古人常把它涂在箭头上，用以射杀野兽或敌人。秒杀。原产东南亚。我国海南，西双版纳植物园中可见。

　　情花

　　还记得杨过中的毒吗？情花据说就是白色曼佗罗.曼佗罗是一年生有毒草本，夏秋开花，花冠漏斗状。又名风茄花、洋金花、山茄花。

　　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广西曼佗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百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山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饮食，使人醉闷，则挈箧而趋。”曼佗罗的叶、花、果、茎均可入药，含东莨菪碱、莨菪碱及少许阿托品等生物碱，其中以花的含量最高，约0.34%。南宋窦材《扁鹊心书》记“睡圣散”一方：“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

　　曼佗罗花全株有毒，以果实以及种子毒性最大，干叶的毒性则比鲜叶小，其叶、花、籽果、茎均可入药，含东莨菪碱、莨菪碱及少许阿托品等生物碱，其中以花的含量最高，约0.34%。

　　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厂卫是明朝时期的反贪局和国家安全局、情报局；和勋贵系统一样，是明朝皇帝用于压制明朝文官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厂系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北；西厂系成化十三年（1477）设于旧灰厂；内行厂系正德初年设于荣府旧仓地；锦衣卫原为内廷亲军，皇帝的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成立。

　　职能

　　厂卫尤其是锦衣卫建立之初，其目的就是收集各类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以保卫国家安全，在厂卫系统还未完全败坏之时，厂卫担当起国内外情报收集的职能，为国家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万历三大征”期间，锦衣卫的各级情报系统就为情报收集作出巨大贡献，在朝鲜抗日战场上含冰卧雪或者在西南热带雨林中征战，收集到的各类情报为明军作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后世满清统治者和投降满清的明朝文官出于统治和名声需要，对厂卫多有污蔑，称他们是打击正直人士、迫害百姓的黑暗势力，于国于民毫无益处，实际上，东西厂在有明一朝确有迫害百姓之举，但锦衣卫终明一朝只收集各类情报打击文官和士绅，从未对普通百姓出手。

　　而污蔑他们的文官们，恰恰是真正迫害百姓的凶手，如扳倒了严嵩的徐阶家中土地几万亩，全是附近乡民投效或者家人巧取豪夺而来。而这些文官，才往往是泄露国家机密和情报的罪魁祸首。

　　厂的介绍

　　东、西厂或内行厂的头目，多由司礼监（见明代宦官）太监充任。东厂的官校也一直把司礼太监称为宗主。管东厂的太监称为“督主”，经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或其他太监兼任。其下设掌刑千户和理刑百户。

　　成化十三年（1477）设西厂时，以汪直领之。武宗时以当时“八虎”之一的马永成掌管东厂；以“八虎”的另一成员谷大用掌管西厂。当时司礼监太监刘瑾因与他们有矛盾，又另设内行厂，自成系统，权势居东、西厂之上，用刑尤为酷烈。隆庆元年（1567），冯保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事；万历初，他又以司礼监太监督东厂。

　　万历三十三年（1605），陈矩也以司礼监太监督理东厂。魏忠贤自天启三年（1623）开始，一直兼管东厂事。厂与卫的职权基本无差别。但由于锦衣卫属于外官，奏事需用奏疏，还有勋戚及其子弟参加，不如东厂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总要大于卫。这样，锦衣卫侦伺一切官民，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套侦察特务体系。

　　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奉诏行事，受理词状，任意逮捕吏民。东厂“督主”太监有爪牙十五六万人，布满全国，多以“轻黠巧者”充之。其役长称“档头”，下边办事的人称“番子”。得到密告，先由番子密白于档头，后由档头率番子捉人，受害人如能及时贿赂，事情还有转机；若稍不如意，即直接行刑，痛楚十倍于官刑。

　　这时受害人若再不能满足他们的勒索，就送镇抚司狱，立即打死。东厂始于明成祖，一开始就是从收买建文帝身边的宦官、刺探消息起家的机构，其特务性质更为明显，所以正式建立后即专以宦官负责，“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其后明宪宗又增设西厂，东西厂下面则用了一批干事，“京师亡命，诓财（敲竹杠）挟仇（报私仇），视（东厂所属）干事者为窟穴”，这也就是说，东厂干事成为流氓头子，“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冤死者相属”。

　　锦衣卫介绍

　　按照时间顺序，先谈谈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

　　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位“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

　　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约有1500人，到明末，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

　　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大约从21世纪以后，“买房”就成为了令人爱恨交织的复杂难题。结婚要买房，家里人多要买房，孩子大了，也要买房。然而纵观古史，其实古代人也为买房问题深深困扰，就拿大文豪苏轼来说，曾经就为了买房“倾其所有”。

　　宋代史料《梁溪漫志》中便有记载：邵为坡买一宅，为缗(mín)五百，坡倾囊仅能偿之。大概就是说，苏东坡在江苏阳羡有一个好朋友，名叫绍民瞻，此人对苏东坡很是仰慕，两人经常一起游山玩水，后来邵民瞻偶然得知苏东坡居无定所，便主动出资“五百緡”，为苏东坡买了一套房。

　　苏东坡得知后，很是震惊，但觉得这个人情太大，于是“倾囊仅能偿之”，大意为，花光了积蓄把买房的钱还给了邵民瞻。

　　从《梁溪漫志》中记载的“为緡五百”，便可看出该座房产的大抵价格：北宋经济最繁荣时，“一緡”即为“一串”钱。而“一串”便是“一千文”。邵民瞻总共花了“五百緡”，换算成宋代时的利率，一緡=一千文=一两白银，五百緡便是足足五百两白银。

　　可见仅这一座院子，就花去了邵民瞻整整“五百两”银子。当时的五百两，几乎约等于现今的数百万了。由此可见宋朝经济虽发达，但房价仍是普通人难以承受。而到了宋徽宗时期，一座像样的房子，甚至更贵。

　　《宋史·食货志》有载：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这句话的背景为，淮南转运使张根，听说宋徽宗封赏给大臣一座汴京房产后，如此感叹：一座好点的房子，在汴京城至少“五十万贯铜钱”起步，再稍微装修的豪华些，就得“上百万贯铜钱”了。

　　由此可见，像北宋时期汴京这种大城市，也是寸土寸金，清廉的官员即使穷极一生，若不像那位大臣能得赏赐，要想单凭自己的俸禄买一座像样的房子，也得要倾家荡产才能买得起。

　　这还是朝中大臣，普通老百姓买房之艰难，可想而知。然而还没完，张第感叹完房产之贵后，接着又说：《宋史·卷三五六·张根传》：“臣所部二十州，一岁上供财三十万缗耳，曾不足给一第之用。”张根的意思很简单，他所管辖的地域省份有二十州，一年上缴的税收不过才三十万贯，一个省的税收，竟然都不够在汴京买一座房子。

　　其实张根是劝诫宋徽宗，不要如此大手笔的赏赐大臣，要在封赏这种事情上有所节制。但同时也能从他的话语中，也感到对于房产之贵的深深无奈。

　　经济学有一条客观规律：自古到今，凡是存在市场经济的客观因素，商品价格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自主变动。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套用在房产上，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房产此类商品，会随着所在地的客观经济环境，而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或下跌。

　　就拿北宋时期的汴京房产来举例，咸平年间，前宰相薛居正的后人薛安尚，打算把自家的祖宅卖掉，之后寻觅买家，唯有当朝宰相向敏中能买得起，便出资“五百万”，即5000贯铜钱，购入了这座宅邸。而薛安上的祖母听说以后，当场竟大发雷霆，骂薛安上将房子“贱贸”!

　　贱贸即是“贱卖”的意思，这一套房子整整五百万，竟然都算得是“贱卖”，由此可见东京城一座豪华房产之天价。而且这座房子不是“新房”，而是前宰相薛居正的老宅，几十年风吹雨打下来，就算保养的再好，肯定比不了新房，由此足以看出东京城的房产之天价。

　　这座宅子是在东京城的市中区，房价自然是高，而当时位列“三苏”之一的苏辙，即苏轼的弟弟，就曾在当时的广州偏远地区，买了十间破旧的老房子，总共花费才“50贯”。

　　由此可见，宋朝时和现在一样，房价也分地段，也看新老程度，同时也看市场经济的好坏，各地之间的房价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总体而言，古人买房子的负担，并不比现代人轻松，即使是闻名天下的苏东坡大诗人，仍然要“倾其所有”，才能买一座房子，普通百姓要想买一套房，就更不用说了。

　　北宋时许多老百姓，其实都选择租房住，比如《水浒传》里就提到过：“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

　　这段话中的“赁房”二字，由此可见，像武大郎这种一般的小贩，要想有个住的地方，都得通过租赁去租房住。至于再穷困一些的百姓，除了祖上留有基业，否则要想实现买房的梦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家也不要以为祖上留有房产，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是轻松的事情，尤其是北宋，对于房产征税尤重，而很多祖上留有房子的人，就算啥都不干，只要房子里有人，就一样得交房产税。

　　这种税户在当时也称为：坊郭户。依据有无房产，再把坊郭户分为“主户”与“客户”。主户便是有房产者，而客户便是租赁房产者，再通过主户的房屋多少，家产多少，来划分成“十等户”的等级，主户被划分的等级越高，所要缴纳的税收就越高，其中税费又分宅税与地税。

　　而“客户”既然是租房子，那就要看他们有无营运，即租房做生意，还是租房来住?如果是“租房住”，则相对“租房做生意”要少交税。通俗来说，主户所拥有的房屋越多，要交的税就越高，如果再从自家宅第里做生意，那就得另算“营收税费”。

　　于是有些平常收入不高，但偏偏祖宗给留下一大片宅子的“主户”，要是租不出去房子，每月光挣的钱，可能还不够交房产税的。当然此类只在少数，并不广泛，但也通过这一点，能够看出宋代房产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繁荣昌盛。《中书备对》有载：“州县承望风旨，不问虚实及有无营运，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概定坊郭等第。”

　　那么这类坊郭户的房产税，一般要交多少呢?《真文忠公文集》：有如房地钱日收一十文足。日收十文。即每天的房产税，在十文左右，一个月算下来，便是三百文，还不足“一贯”。然后是“主户”们一个月能收多少租金呢?《司马文正公传家集》：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答案是“十五贯”。

　　有很多房，并将房产出租，以此收取租金的“主户”，每月能收房租“十五贯”，一贯就是“一千文”，十五贯就是“15000文铜钱”，像这类主户，除掉每月要交的300文房税，光靠房产出租收入就收入不菲了。

　　由此可见，这种主户，一般就是等级较高的“上户”。但凭此也能看出，除非“客户”所做的营生能赚钱，否则房租跟现在一样，分摊下来也不算低。

　　当然，这种房租也要看主户的等级，如果主户的等级是“上户”，那就证明他有很多房子，自然要缴纳的税收就高，而他对“客户”收取的租金也就很高。

　　与之相反，如果是较低等级的“主户”，开出的租金相比而言就低。比如宋仁宗时，在辽州城开饼店的一家“四等户”，除了做卖饼营生外，自家还有空房出租，则“日掠房钱六文”，即每月收房税180文。

　　《欧阳修全集·卷一一六·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第四等一产，开饼店为活，日掠房钱六文。相比较坊郭上户每月要交300文房税，显然这家四等户所要交的房税更低，每月只交180文，显然他们给客户开出的租金，相较而言也会更低。

　　如此来看，在宋朝对于租房或买房，都有很明确的划分，房价虽贵，但普通百姓一样可以通过租房的形式来过活，而不至于居无定所，但这些都是要建立在“勤劳刻苦，努力劳作”的基础上，不然没有收入，自然也就租不起房子了。

　　总结来说，古代和现代一样，房产在大多数时期，仍旧是高价商品，而非人人皆有能力购买，但是如果个人非常努力，凭借自己的奋斗，还是能够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房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养老问题从古时候开始就特别重视。

　　现代人只要缴纳足够年限的养老保险，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就能按时领取养老金。如果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能选择的养老方式也更多。那在古代，当时没办法继续劳动的老人们，他们又是如何养老的呢?

　　中国人历来对“孝”这个字非常尊重，不孝就是大不敬，我们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老话，叫“养儿防老”。虽然现代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认同这个说法，但在古代这就是真理，所以大多数老人都是靠自己的孩子来照顾。

　　除了家人，朝廷也颁布了很多政策，帮助老人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实际上古代的养老体系比我们想象中要健全的多，而且考虑的十分周到，有些方面甚至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中国从西周开始便讲求孝道，直到汉朝“孝”成了一种风气和道德规范，这种理念也影响了后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汉朝察举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举孝廉，要求被选拔的官员，不仅要有才还要守孝。当人们内心都把“孝”字放的很高时，自然就会加强照顾老人的意识，所以从这点来看只要老人有孩子，就等于多了一份保障。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待遇会和七品官一样，能够免除不少赋税。

　　现代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一种叫“空巢老人”的现象，老人家没有年轻人照顾，生活也比较孤单。其实空巢老人在古代也有，只是比例比较小，因为古代家庭基本上都是父母儿媳住一起，并不是结了婚就要搬新家。而且搬迁、出远门的机会也很少，大部分都是世世代代住在同一个房子里。

　　但也有特殊的情况，例如家里年轻人犯了法，被抓去坐牢，老人只有一个孩子，那就变成空巢老人了。不过朝廷针对这种现象，还曾专门颁布了一个叫“权留养亲”的制度，意思是犯人可以先回家照顾父母，以后在负法律责任。如果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则可以免除徭役。

　　当然，古人早早就想到了开设养老院。而且很多养老院还是免费的，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不过能住进养老院的老人必须是家里无人照看，又不能照顾自己日常生活的一类老人。

　　到了明朝以后，养老方面的优惠政策得到了一次大加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都能领取大米、肉、酒还有布料。到了清朝，民间也开始出现一些养老机构，使得整个养老体系算是比较完善了。

　　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年轻到衰老，如何养老也算个不小的问题。古人对于养老的重视程度也不比现代人低。

　　古代打仗因为没有即时通讯系统，所以只能靠军旗还有击鼓的方式向士兵们传达指令。那在古代战场，各个不同的军旗都表示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古代为什么会出现以少胜多的战役，甚至几万的士兵能战胜兵力强于自己数倍的敌人，例如官渡之战、还有赤壁之战等。主要原因就和将领在战场上，对士兵的临时指挥能力有着极大的关系。这要是放在现代，在双方武器装备同等的情况下，想要以少胜多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

　　人多虽然能在兵力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但不能有效控制这些士兵那还是一盘散沙，变的毫无战斗力。所以平时对士兵的训练非常重要，总不能上了战场突然忘了军旗或者鼓声的意思，那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所以古代战场的军旗文化，往往就是能打胜仗的关键。

　　旗帜对于古人来说就是通讯利器，能有效传递各种信息还有位置。

　　在古代军旗中，“纛”是军队最大的旗，也称为“旗头”，一般都是插在帝王车上。纛也是一代一代传了下去，直到后来变成了一种象征至高无上意思的旗帜。皇帝亲征往往是最能够激发军队士气的，士兵们只要看到纛，就明白自己是与皇帝同在一线作战，战斗力自然飙升几个等级。所以纛在战场上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提升士气。

　　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军旗，叫牙旗。牙旗一般都是主将或者主帅所立，士兵打仗也需要知道统领的位置，这样才能准确接收下一步指示。古代最早官署为牙，居住的屋子叫牙宅，将领也叫牙将，所以军旗就取名牙旗。

　　到了北宋年间，“牙”字经过讹变成了“衙”，大家对后面这个字应该就比较熟悉了，衙门我们经常能在古装影视剧中见到。所以牙旗在战场上就是象征主帅的标志。

　　号旗在古代战场上是最重要的一种旗帜，号旗分很多种颜色，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指令。代表进攻、防守、撤退、检查士兵伤亡情况等，这些都是通过号旗实现的。所以将领能不能把号旗使用好，就是一场战役胜负的关键。

　　在平时训练中，士兵可能要记十几种不同颜色号旗所代表的意思，记错其一可能就全乱了，所以这方面的训练显得十分重要。只要训练有素，就有以少胜多的可能。

　　号旗在不同朝代叫法可能会不一样，但作用都是差不多的。有些号旗会用不同的图案已作区分，因为敌人可能已经猜透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意思，所以只能跟着变阵。

　　现代战场我们已经有了即时通讯系统，使得传达信息变的更高效，但如何防止信号不被干扰也是个大问题。如果和总部失去联系，那士兵的处境就非常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