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87年（周夷王七年），楚王熊渠（子爵）攻杨粤至鄂（今鄂州、大冶，封其中子熊红为鄂王，市地为楚国鄂王辖地。春秋战国属楚、秦。

　　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分南郡竟陵以东及江南置江夏郡，从此鄂县南移属江夏，江夏郡统有鄂、下雉等14县，市地在鄂县境内。

　　221年（三国时期蜀汉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孙权自公安迁都于鄂（今鄂州），改鄂为武昌,并割鄂之南建阳新县，以武昌、下雉、阳新、柴桑、沙羡、浔阳六县为武昌郡，市地在武昌郡之武昌(今鄂州)、阳新两县之间的下雉县境内。

　　223年（魏黄初四年），孙权将郡治迁至夏口（今汉口）。又改武昌郡为江夏郡，市地在江夏郡之武昌、阳新县境内。

　　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改江夏郡为武昌郡，以武昌、柴桑、鄂县、阳新、沙羡、沙阳、高陵等七县属地。市地在武昌、鄂县、阳新三县境内。不久，武昌与鄂县合并，仍为武昌县，市地在武昌、阳新两县境内。

　　317年（东晋元帝建武元年）江州由豫州移至武昌。384年（至孝武帝太元九年），始移浔阳。412年（安帝义熙八年），下雉县并入阳新县。市地在武昌、阳新两县境内。

　　589年（南朝宋孝建元年），改阳新为富川，不久又改富川为永兴，市地在武昌、永兴两县境内。梁置西陵县于此，后废。

　　唐代市地在鄂州武昌、永兴两县境内。唐末，南方九国兴起，市地在吴国境内。905年（唐哀帝天祐二年），吴王杨行密将永兴县和武昌划出一块地盘置青山场院，进行大规模采矿、开炉冶炼。市地在吴国鄂州境内。

　　五代十国时市地在鄂州武昌县、永兴县境内，梁唐时属吴、晋、汉、后周北宋初时局南唐。

　　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德聪和尚（法号“智印”）始建东方山寺，历史上曾有四位帝王为宝寺题匾赐名，1868年（清同治七年）定名为“弘化禅寺”。

　　公元905年（唐天祐二年），吴王杨行密置青山场院（今大冶境内），采矿冶炼，大兴炉冶。

　　宋代，黄石地区的煤炭得到开采和利用。

　　967年（宋乾德五年）以前。李煜为南唐主时，以境内矿产丰富，冶炼业发达，升青山场院并划武昌三乡与之合并，新设一县，取自殷商以来一直“大兴炉冶”之意，便定名为大冶县。从此，自宋至民国市地隶属兴国路、兴国州、武昌府、湖北省大冶县。

　　在我们的观念里，“太医”和“御医”就是一回事，都是为皇上或者贵族看病的。那么真的如此吗？

　　“太医”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当时设有“太医令”一职。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太医的官职设置。在唐宋的时候太常寺也设有太医署或者太医局，金朝开始称之为太医院。元代的太医院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医疗，并制作御药。到了明代，太医院已经有了分科。

　　“御医”的级别比太医要高，一般只给皇上或者皇上的姻亲眷属看病。从明清两代的太医院官职设置我们就能够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清史稿·职官志》中记载：太医院的大夫一共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的才叫“御医”，只有13人，在雍正乾隆时期御医只有七品，和县令是一个级别。第二等的被称为“吏目”，有26人，八品与九品各13人。第三等叫做医士，共20人，“给从九品冠带”。第四等的被称之为“医生”，有30人，没有品级。

　　“御医”只是第一等的13名大夫，就算把院使（正五品）金额左、右二判（两位副院长）都算上不过才16人。而“太医”指的则是整个太医院的医生，共有92人。其中御医、吏目、医士这三个等级的59位大夫可以独立看病，有处方权；而第四级的“医生”只有当助手的份，放到现在也就是个助理医师或者护士。

　　唐伯虎被誉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无论是在诗词方面，还是在绘画方面都有极高造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才子却在会试中被传出考场舞弊的丑闻，以至于被贬为吏，落得终身不得参加科举的下场。

　　那么，唐伯虎有没有在考场作弊呢？他又是如何被卷进“科场舞弊案”的呢？是谁举报了唐伯虎考场舞弊？

　　唐寅，字伯虎，江苏苏州人，出生于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16岁时便因在乡试中夺得第一名而名震四诲。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29岁的唐伯虎与好友徐经、都穆踌躇满志地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所谓会试，就是指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的中央考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各省的举人以及园子监监生均可参加。会试需考三场。每场时间为三天，考中者被称为贡士，第一名被称为会元。

　　会试结束后，众举子聚集在客栈开怀畅饮，庆祝考试结束。期间，有一位举子问唐伯虎说：“不知道唐兄这次考试成绩如何呢？”

　　唐伯虎一杯烈酒下肚，拍着胸脯回答说：“这次会元非我莫属！”

　　参加这次会试的共有3500名举子，才华横溢者比比皆是，而唐伯虎却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必中会元，不禁让在场的举子们瞠目结舌。当举子们唐伯虎表示质疑时，唯有徐经在一旁附和道：“这次会元当然非唐兄莫属啦！”

　　其中一位举子又问道：“第三场会试的考题比较冷僻，你是如何作答的呢？”

　　唐伯虎将自己的答案向在座的举子们重新口述了一遍，举子们听罢，都表示心悦诚服，也都认为今年的会元非唐伯虎莫属。

　　然而，当会试发榜的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自认为可以高中会元的唐伯虎却榜上无名。同样，徐经也榜上无名，而都穆仅以第八十八名的成绩考中了贡士。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发榜的四天后，唐伯虎与徐经以“考场舞弊罪”被锦衣卫押进了镇抚司的大牢。

　　那么，是谁举报唐伯虎、徐经考场舞弊了呢？

　　是户科给事中华昶(chang)。给事中在明朝属于言官，主要负责谏诤、补缺、拾遗、审核、封驳诏旨，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等。此外，还可以在乡试中充当考官，在会试中充当同考官（协同主考官阅卷），在殿试中充当受卷官。给事中虽然官小。但权力特别大。

　　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华昶对明孝宗上疏说：

　　“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有传诵于外。”

　　“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客。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华昶在上疏中提出三点指控：一、主考官程敏政利用职务之便将考题卖给考生；二、三场考试的考题均被泄露；三、唐伯虎、徐经两人猖狂至极，不但花钱购买考题四处炫耀，还向别人请教考题的答案。此外，华昶还建议明孝宗令礼部重新对程敏政审阅的考卷审查。

　　不过，针对华昶的指控，有三处疑点：

　　第一，华昶指控程敏政卖题以及唐伯虎、徐经买题都是“风闻”，道听途说，根本就没有确凿证据；

　　第二，如果唐伯虎、徐经花钱买了试题，他们一定会极其保密，又怎么会四处炫耀并在同场竞技的举子中四处请教呢？

　　第三，华昶原本指控程敏政将考题在考试前卖给了考生，但却在最后的上疏中建议皇帝对考卷进行复查，泄题与考场作弊完全是两个概念，华昶对程敏政指控的罪名前后不符。

　　华昶为什么要指控程敏政考场舞弊呢？据《明孝宗实录》记载：“言官驳其主考任私之事，实未尝有。盖当时有谋代其位者，命给事中华昶言之，遂成大狱，以致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意思是说，程敏政并没有在考场作弊，只是当时有人想要取代程敏政的礼部右传郎一职，所以指使华昶利用流言蜚语来弹劾程敏政。

　　那么，是谁想要取代程敏政呢？据《明史·程敏政传》记载说：“或言敏政之狱，傅翰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有人说是大臣傅翰想要取代程敏政，所以才指使华昶弹劾程敏政。由于事情极其隐秘，所以外人都不知道内情。这虽然只是一种猜测，但“考场舞弊案”之后，傅翰的确取代了程敏政成为礼部右侍郎，成为“考场舞弊案”最大的受益者。

　　提到秀才，大伙儿脑海里就会浮现穷秀才、酸秀才，也有《刘三姐》里的蠢秀才形象！因此许多人会觉得秀才也就是说一般中等水平文化水准，实际上并不是，尽管每一時期对秀才的界定不完全一致，但不管一切时期，秀才全是才华横溢的文化人。

　　科举制的升级打怪流程是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然后做官。而学历流程是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然后找工作。千万别小瞧秀才，他可是享受特权，连当地的富豪见了，也要礼敬。若遇到当地官员，是不会下跪的，甚至有可能还被赐座。此外，还有免刑，刑不上士大夫嘛，以及免役、免税、有奴婢，穿戴也准许讲究。

　　古代要考上个秀才，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县，同一个时间段，平均存储的秀才一般二三十人，文化好点的县，可能就有三五十人有秀才功名就了不起了。清代人口三亿，现在人口我们就算作十五亿，增加了五倍，按这个比例存储秀才，放今天，一个县也就长期存储100人或150人。今天在一个县常驻人口中，有大学文凭的有多少呢。最起码上千吧，你说一个秀才只抵初中生或高中生。这里说起录取率那就是博士级别了，可是总感觉不准确。

　　获得秀才身份，只是说明你这个人有一些文化，能识文断字，有了继续闯关的资格。至此，你可以选择继续通关去做官，也可以选择去衙门当吏或者当秘书（师爷）、当老师（私塾先生）等。所以无法评判秀才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因为教育的落后，可能秀才连小学的东西都没学过，你说又能怎么相当于呢？

　　原以为西晋王朝接受了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三国时期，实现中原统一，殊不知安生日子过了没几年，很快西晋就为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招来了更大的祸患。

　　“八王之乱”后，中原地区的形势比之三国的战乱不休更为严重，差点让汉人灭族，这段时期被后世称为“五胡乱华”。

　　原本北方地区已经聚集了不少的胡人，这下他们趁着中原王室衰微，五个胡人大部落匈奴、鲜卑、羯、羌、氐联合入侵中原地区，礼教淡薄、野蛮残忍的他们给中原北方汉人带来了极其黑暗难熬的漫长岁月。

　　那段时期，胡人对于中华汉人的迫害残忍至极，令人发指，他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将汉人认为“两脚羊”，即便是人，也可当作他们的食物。所到之处，只要是当地的汉人，都可以被他们作为粮食，走到哪抢到哪。

　　而且残暴的胡人统治者从未将汉人放在眼中，他们大多只想着征服，而没有想过与汉族融合。比如石虎，赫连勃等人竟然想出了用锥子可以插入一寸为标准检验城墙是否牢固，若能够插入一寸，那么工匠就做的不合格，直接被杀。这样的标准本就荒诞至极，这样下来，工匠被杀了数千人。

　　胡人基本占据了中原北方，即便汉族中有能力突出的将领也很难有出头之地。比如西晋将领王浚，原本他也出生在官宦世家，靠着家世当上了官，若是太平盛世，恐怕他的仕途就能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可惜恰逢乱世，他手中掌握的兵权根本不够看的。

　　而且王浚为了活命，也做出了一件耸人听闻的骇事，将八千妇女沉江喂鱼，使得易水都为之断流，当然，做了这样天怒人怨的事，王浚最终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王浚出身太原王氏，太原王氏从魏晋到唐朝都一直非常显赫，是古代的五姓七族高门之一，自古以来有着“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说法。

　　当初正处于西晋时期的王氏地位显赫，可惜王浚的母亲赵氏出身卑微贫贱，她都算不得上是小妾，只是因为经常出入王沈家这才生下了儿子，可以说王浚的出生并没有给王家乃至父亲王沈带来太大的惊喜，相反王沈自己都很鄙视这个私生子。

　　原以为王浚会在嫡庶有别的氏族大家中一辈子卑微，结果他很幸运地拥有了继承父亲爵位的资格。因为王沈逝世之后并无留下子嗣，于是亲戚们这才想起来还有一个私生子，于是将王浚立为子嗣，让他继承了博陵公爵位，拜驸马都尉，从私生子翻身做了人上人。

　　此后他的官途也颇为顺利，多为升迁。只可惜西晋很快就发生了“八王之乱”，王浚最初是在皇后贾南风的麾下，成为他的得力干将。因为太子司马遹得罪了贾南风，掌握权力的贾南风废掉太子，把他押解到许昌的金墉城，将之软禁，不久后贾南风下令，让王浚协助宦官孙虑，毒杀了太子司马遹。

　　正是太子被迫害引发了“八王之乱”。

　　此时王浚已经官至骠骑大将军、领幽州刺史等职，身居官场多年，他看得很清楚，提早将大女儿嫁给了段氏鲜卑的首领段务勿尘，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宇文部落的宇文素延。

　　王浚有了这些同盟，他在八王之乱中顺利立足，最终还选择支持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两位王爷争霸。可惜早被立为皇太弟的司马颖顺利继承皇位。王浚为了保全性命，竟然主动从鲜卑、乌桓借的军队攻打占据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

　　公元304年7月，邺城被攻破，王浚打败司马颖后，任由乌桓、鲜卑兵洗劫邺城，一时间繁华的都城变为人间炼狱，百姓的哀嚎声不绝于耳。可王浚丝毫没有感觉到心痛，他还由着士兵掳走大量的妇女和钱财。

　　这样一支军队在返回途中，大包小包的，中间还有许多妇女，完全不像作战部队。于是王浚为了整肃军纪，下令让士兵解决了这些妇女。喜杀戮的异族士兵将妇女们都杀掉，还顺手将她们的尸体全都扔到了易水中，这八千人沉在江底，足可使易水为之断流。

　　等轮到东海王司马越把持朝政后，王浚得到重用，但此时的晋室只是强弩之末，掌握实权的王浚有了不臣之心。

　　从他让士兵残杀八千妇女的行为就可看出，王浚并没有什么共情能力，他任用奸臣，原本支持他的人都背叛了他。此时石勒站出来支持王浚称帝，王浚将石勒迎进城中，只可惜这次轮到他被抢劫了。

　　石勒进城后，杀了王浚，还将他的头颅送给汉赵君主刘聪，由此得到刘聪重用，为后来建立后赵奠定基础。

　　不得不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军家名言在哪里都用得上，王浚以为自己终于熬出了头，可以做一回皇帝，结果乱世中想做皇帝的人多了去了。

　　燕帖木儿的父亲是元朝的大臣。年轻时，他只是元武宗身边的保镖。由于他的才能，他一路高升，成为军队的重要官员，掌握着军事权力。

　　当时，元代有两种继承王位的方式，一种是由父亲传给儿子，另一种是由兄弟传给兄弟。

　　元武宗掌权的时候，他跟他的弟弟做出了承诺，在死后他将王位传给他的弟弟，但有一个条件，他的弟弟死后要将王位传给元武宗的儿子，也就是说弟弟的侄子。元武宗的弟弟同意了，但当他的弟弟真的上位时，他把元武宗的儿子送到了一个远离皇城的地方，表明他不打算让他的侄子继承王位。

　　弟弟后来也去世了，宫廷里一片混乱。燕帖木儿认为是时候站起来了。他主张扶植元武宗的儿子当皇帝。在燕帖木儿的帮助下，元武宗第二子图贴睦尔一举掌权，成为元朝的皇帝，即元文宗。

　　元文宗知道他不是长子，朝廷里会有很多人不满。他说他只是暂时成为一个替代皇帝，当他的兄弟回到皇城时，他会把王位还给他的兄弟。

　　结果，元文宗的哥哥知道了这件事，赶赴皇城。在他到达之前，他周围的人都支持他当皇帝。结果，皇帝的哥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去世了，没能继承王位。许多人怀疑是燕帖木儿杀死了他。

　　元文宗坚定地坐在皇位上。皇帝明白这一切都是靠燕帖木儿得到的，所以他非常器重他，给了他很多奖赏，让他做了宰相。但燕帖木儿逐渐为自己的功绩感到骄傲，越来越肆无忌惮。他娶了前皇帝的皇后为妻，并让40位公主为妾。当皇帝知道这一点时，他不仅不在乎，而且还说这是国家真正的支柱。

　　元文宗皇帝，因为他哥哥的惨死，非常担心他哥哥的鬼魂会每天找自己报仇，所以很快去世了。而宰相也死于过度的淫乱。

　　关于公主死的经过，《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许多政事都委托张易之兄弟办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背后偷偷议论张易之，被张发现后，告到武则天处。武则天大怒之下逼令他们三人自杀。由于三部正史都把整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永泰公主死于李重润一案，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自从1960年发掘永泰公主墓，出土了公主的墓志铭之后，就逐渐有学者对公主的死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史书与志文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史书对于李重润一案在记载上有许多违异之处。例如关于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三人的死亡时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各不相同，有的记年，有的记年记月，有的则是年、月、日都记，与志文上刻的永泰公主的死亡时间有所出入。因此他们推断永泰公主并非与武延基等同时遇害。

　　又如关于李重润一案遭杀害人数，三本史书也分别有三人、二人、一人三种说法。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三本史书有“杖杀”、“皆逼令自杀”、“令自杀”、“得罪缢死”、“缢杀之”、“杀”等不同的记载。综合以上三大疑点，加上永泰公主墓志铭上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和“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等字样，学者们推断李重润一案并未波及到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死后，她还孤单地生活，而最终导致她死亡的原因是难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以上的观点，也有学者坚持正史的说法，认为永泰公主的确为武则天所杀。在他们看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在三人死亡时间的记载上　　关于公主死的经过，《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许多政事都委托张易之兄弟办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背后偷偷议论张易之，被张发现后，告到武则天处。武则天大怒之下逼令他们三人自杀。由于三部正史都把整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永泰公主死于李重润一案，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自从1960年发掘永泰公主墓，出土了公主的墓志铭之后，就逐渐有学者对公主的死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史书与志文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史书对于李重润一案在记载上有许多违异之处。例如关于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三人的死亡时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各不相同，有的记年，有的记年记月，有的则是年、月、日都记，与志文上刻的永泰公主的死亡时间有所出入。因此他们推断永泰公主并非与武延基等同时遇害。

　　又如关于李重润一案遭杀害人数，三本史书也分别有三人、二人、一人三种说法。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三本史书有“杖杀”、“皆逼令自杀”、“令自杀”、“得罪缢死”、“缢杀之”、“杀”等不同的记载。综合以上三大疑点，加上永泰公主墓志铭上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和“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等字样，学者们推断李重润一案并未波及到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死后，她还孤单地生活，而最终导致她死亡的原因是难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以上的观点，也有学者坚持正史的说法，认为永泰公主的确为武则天所杀。在他们看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在三人死亡时间的记载上，只有详略的差别，没有年、月、日的混乱和矛盾，而且通过计算，史书所记的三人死亡时间(九月壬申，即九月初三)与墓志所记永泰公主之死亡时间(九月初四)，相距仅一天，由此并不能推断出公主并非与李重润等同时遇害。

　　关于死亡的人数，三本史书之所以记载会有不同，是由于同一事件在一本书中多次出现，作者为了行文的需要，有主次和详略的安排。所以，这也不能说是史书之间互相违异。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虽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遭杀害这一点是一致的，而且除了“杖杀”之外，其余记载均属赐自尽的方式。

　　他们还认为唐代就有对罪犯在律外先行决杖的惯例。至于死刑，唐代也有先决杖，后行刑的惯例。所以，李重润以大逆之罪在被武则天赐令自杀之前先行决杖，是符合当时国情的。而从小娇生惯养的李重润很有可能经不起杖打的痛苦，在行杖刑时就一命呜呼。因此，“令自杀”和“杖杀”也就不矛盾了。

　　排除了以上的疑点，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史书的记载为什么会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学者们认为这与墓志铭的作者在当时的处境有关。给一个遭杀害的死者写墓志，如果直书死因，往往会给死者及其家属、后代带来难堪，尤其被害的人与自己是差不多时代的人，又贵为公主，若写不好，不仅牵涉到整个皇族的颜面问题，很可能自己的项上人头就要不保，所以作者只能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巧妙地避开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关键原因。

　　永泰公主难产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她当时毕竟只有17岁，身心发育也许都还未健全，而且据出土的永泰公主的尸骨看，她的身材也很娇小。但是并不能就因此断定她的死与武则天毫无关系，说不定她就是被武则天用明的或暗的手段使之流产而丧身的。因此难产只是永泰公主死亡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祖母武则天的迫害。

　　没有想到，一块墓志铭的出土竟会使原本明明白白的一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究竟永泰公主是因何而香消玉殒，可能还要等待学者们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能最终揭开谜底。不过这毕竟是有相当难度的！，只有详略的差别，没有年、月、日的混乱和矛盾，而且通过计算，史书所记的三人死亡时间(九月壬申，即九月初三)与墓志所记永泰公主之死亡时间(九月初四)，相距仅一天，由此并不能推断出公主并非与李重润等同时遇害。

　　关于死亡的人数，三本史书之所以记载会有不同，是由于同一事件在一本书中多次出现，作者为了行文的需要，有主次和详略的安排。所以，这也不能说是史书之间互相违异。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虽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遭杀害这一点是一致的，而且除了“杖杀”之外，其余记载均属赐自尽的方式。

　　他们还认为唐代就有对罪犯在律外先行决杖的惯例。至于死刑，唐代也有先决杖，后行刑的惯例。所以，李重润以大逆之罪在被武则天赐令自杀之前先行决杖，是符合当时国情的。而从小娇生惯养的李重润很有可能经不起杖打的痛苦，在行杖刑时就一命呜呼。因此，“令自杀”和“杖杀”也就不矛盾了。

　　排除了以上的疑点，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史书的记载为什么会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学者们认为这与墓志铭的作者在当时的处境有关。给一个遭杀害的死者写墓志，如果直书死因，往往会给死者及其家属、后代带来难堪，尤其被害的人与自己是差不多时代的人，又贵为公主，若写不好，不仅牵涉到整个皇族的颜面问题，很可能自己的项上人头就要不保，所以作者只能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巧妙地避开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关键原因。

　　永泰公主难产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她当时毕竟只有17岁，身心发育也许都还未健全，而且据出土的永泰公主的尸骨看，她的身材也很娇小。但是并不能就因此断定她的死与武则天毫无关系，说不定她就是被武则天用明的或暗的手段使之流产而丧身的。因此难产只是永泰公主死亡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祖母武则天的迫害。

　　没有想到，一块墓志铭的出土竟会使原本明明白白的一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究竟永泰公主是因何而香消玉殒，可能还要等待学者们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能最终揭开谜底。不过这毕竟是有相当难度的！

　　许负，西汉初年女相士，被誉为“古代第一女神相”。在《史记》中，一向惜字如金的司马迁，对这位民间的女相士，却反常地给予诸多的笔墨。无论是在帝王本纪中，还是在诸侯世家中，亦是在将相列传中，我们都能从中找寻到许负的踪影。

　　《史记.外戚世家》载：“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於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许负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个神人。她说薄姬生的孩子能当天下，后来果然应验，她的儿子刘恒做了皇帝，是为文帝。她说周亚夫过三年就能封侯，三年后因他哥哥周胜之杀人被夺爵，他得以继承绛侯爵位。为侯八年后，可为相，执掌一国朝政，八年后，周亚夫因平定七国之乱用功，荣升丞相。为相九年后，会饿死，九年后，因被诬陷造反，周亚夫绝食而死。

　　可以说，如果真如史所载，许负不亏是“第一女神相”。当然不管如何，许负在汉初凭借着这等相面之术，一时享尽了人臣所能享的荣华富贵。

　　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称帝，因早年间许负曾预言刘邦有天子之相，因此顿觉她乃神人，并就赐她鸣雌亭侯的爵位，而这一年许负才19岁，自此她就成为了封建时代少数几个拥有列侯爵位的女子，名垂青史。

　　之后，许负因预言薄姬有贵人之相，让刘邦选中薄姬为妃，而后刘恒随之出世。不久，朝局不稳，吕后当政，许负又向刘邦进言，为了保证薄姬和刘恒的安全，应该让他们尽早外放封地，就这样刘邦将刘恒封在代地，是为代王。

　　如此，在当时吕后诛杀刘姓皇族时，因刘恒和薄姬早已不在庙堂之中，因此得以幸免。

　　就这样，大难不死的刘恒在吕后死后，在诛吕功臣的联合推举下被立为帝，是为孝文皇帝。而后，刘恒为了感激许负当年的救命之恩，遂以帝王之尊，屈尊称许负为义母，称许负的丈夫裴钺为义父，并亲赐裴钺为洛商侯，秩两千石。

　　终文帝一朝，许负都备受恩宠。文帝九年，许负五十大寿，一向节俭的文帝不仅亲自前往，还为她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不过因许负本人从无恋权的心思，对权力没有啥觊觎之心，所以在五十岁大寿之时，许负就向文帝提出致仕，然后就隐居于商洛山中，直至终老。

　　在电视上看到的皇帝大多都是一本正经的严肃之人，殊不知，皇上不靠谱起来，没有人拦的住。那么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个无厘头的皇帝呢？

　　南朝皇帝萧宝卷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为迷恋上了做些小买卖，就在皇宫里建了一个集市，让宫女、太监们来扮演小贩和客人，自己则当气了一个小小的抄写员，有时候还坐在肉铺里切肉，如果工作稍有失误，身任市场主管的潘贵妃就会下令杖责。当然了，这可不能真打，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潘贵妃坐轿巡视街道的时候，他就扮演忠实的奴才在旁边伺候，有时候到了岳父家里，这位皇帝就像普通的女婿那样，表现得十分勤快，一会儿去井里打水，一会儿又跑到厨房给厨子打下手，一点儿没有身为皇帝的自觉性，让人哭笑不得。

　　宋废帝刘子业也十分“无厘头”，他因为十分讨厌叔叔刘彧，就扒光了叔叔的衣服，然后把叔叔扔到了猪圈里，让他像猪一样拱着嘴吃木槽里的猪食，以此为乐趣。他还命人重画了祖先的像，画好之后，歪着脖子看了半天，突然指着世祖刘骏的像说：“他原来不是酒糟鼻，画上怎么看不见红呢？”于是就召来了画工，把刘骏的鼻子涂成了像草莓一样的酱红色，还他鼻子的一个历史真实。

　　南朝的另一个皇帝萧昭业喜欢奇装异服，经常穿着五彩锦绣衣服在宫中晃荡，醉酒后之后则脱得赤条条。后来又高价买来公鸡斗耍。有时候玩腻了，就跑到父亲的墓道里去，像小孩子一样扔稀泥巴，比赛跳高，真是不怕他父亲爬起来教训他啊！

　　齐后主高纬更是不靠谱，过惯了锦衣玉食的他在皇家园林内开设了一个贫儿村，自己床这破烂的衣服，手里拿着乞钵到处讨饭吃。后来又仿照西部边境的一些城池，让人穿着黑色的衣服模仿北周士兵来进攻，自己亲自披挂上阵，带着一群太监杀敌，玩的不亦乐乎。

　　这些皇帝的言行都被《资治通鉴》记载下来，成为了典型的“玩物丧志”的代表。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当时这两个字指的是皇帝的都城，因为西周实行分封，制，君王居住在周边分封国的中间，中国以外称四夷，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认为秦朝处在天地的中间，故称中国。

　　但在明朝之前，“中国”还不是专属的国号，一些社会开放的王朝，如汉唐时期，外国人称中国人是汉人、唐人等，明朝时期，则正式将“中国”两字称为了国号，对内对外都自称中国。

　　但俄罗斯人曾经称我们为“契丹”，其原因是五代十国后辽王朝政权在北方建立了起来，存在了200多年，影响深远，俄国人误以为“契丹”就是中原王朝，“契丹”也就成为了古中国的一个称呼。

　　另外，古印度称呼我国为“震旦”，“震”的意思为“东边”，“旦”指的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震旦”即东方的国度;古希腊称我国人为“赛里斯”，起于蚕与丝的本意。除了这些称呼外，其实还有一个高贵又霸气的名字，却鲜有人知。

　　这个名字为“桃花石”，是古代中亚人对古中国和汉族人的称谓，对于“桃花石”名字的来源则有两个说法，一说“桃花石”为“拓跋”的对音，南北朝时期，拓跋氏在中国北方建立起了强大的北魏，影响甚广，对中亚地区也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种说法是源于唐朝，众所周知，盛唐时期对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现今唐人街在多个国家也都存在，唐朝时期建立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碑文也都出现了“桃花石”的称谓。

　　不过实际上，“桃花石”这个称谓在隋唐之前就出现了，但由于国力的强盛，社会的开放，国人走向了世界，外国人也来到了中国人，世界各国也都认识到了中国，欣赏于中国，甚至对中国充满了向往，于是“桃花石”这个称谓并流传开来。

　　追溯我国对世界的影响，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万国来朝”的景象，“华夏”一名也最早出现在西周，华指的是汉服，夏指的是行周礼的大国，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左传》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至于中国人自称是华夏子孙，则与炎黄两帝有关，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融合后也就成了华夏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