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战牌顾名思义就是在古代战争时期，向敌人表示停战的一种标志，当参战一方在战场上处于被动状态时，这块牌子就会被挂起来，便可以中止战斗，等到双方做好准备后，再取下免战牌，出来继续对战。

　　免战牌的起源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能够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么在战场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地方，如果一方只挂免战牌，另一方就能够真的停止进攻吗？难道古人真有这么讲道义吗？事实上，这些都是因时局而异的。

　　首先，免战牌的生效必须要求双方军队有一定的诚信度，虽然人们常说古代战争讲求上兵伐谋、兵不厌诈，但在春秋时期，人们都还比较追求道义，很少有什么欺诈手段存在于战场上，也就是说士兵们都很遵守战场规则，在他们心目中，这代表了对敌人的尊重。

　　尽管弱势一方挂着免战牌，躲在自己的城墙之内，但优势一方仍然可以通过包围城市，守住城门，或一直待在城门口埋伏，等多种方式应对，这也意味着弱势的国家已经面临灭亡了，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其实，免战牌的出现有时还会消耗双方更多的精力，在改变战争结果这一点上，还需要根据时局判断，有时候，挂免战牌并不一定意味着处于弱势，如果某支军队具有强大的防御特点，那么他们的免战牌也能起到最大的作用。

　　历史上朱棣在攻打济南时，守军将领铁铉，就曾用虚假的朱元璋牌位，代替免战牌，改变了战局。虽然最终被朱棣处死，但当时的战局的确发生过变化，这便体现了免战牌的作用。

　　但免战牌在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作用又是不一样的，春秋时期楚国同晋国交战，双方约定好第二天交战，他们便是第二天交战，战争结束后，也不会将双方士兵和百姓赶尽杀绝。

　　而在战国时期，战场不会讲求诚信，只讲求胜利，因此战争中出现了很多诡计，以阴谋取胜的将领数不胜数，更不用提免战牌这种靠道义支撑的事物了。

　　也就是说，战国之后的战役，免战牌往往起不到任何作用，一旦挂出，只会遭致另一方更加猛烈的攻打。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些爱读书学习的人被称为书生，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书生”一词又逐渐地演变出了不少新名词，比如有门生、荫生、监生、贡生等，这些各类生都是些什么生呢？

　　门生

　　“门生”大概由“门人”一词演化而来，春秋时期，孔子首开私塾讲学，他的三千弟子都自称是孔子门人。到秦汉时期，一些权贵家族或儒学大师对其弟子都称为门生，比如东汉末年的袁绍就是“门生故吏遍天下”。

　　汉代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举孝廉，士人通过当地的官员举荐进入仕途，举荐的州郡官员被称为“举主”，而被举荐的贤士便成为举主的“门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生”一度变质成依附于士族豪强的一类人，他们大多都有一定的才华，追求功名利禄，成为权贵家族的臣属、门客，甚至是奴仆。

　　唐宋时期，由于举行了科举制度，那些考中举人或进士的书生，往往又成为主考官的“门生”，这与汉代的举孝廉很相似，不同的是士人是通过考试的方式和主考官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

　　由于唐末出现的主考官结党营私，培养拉拢自己的势力，对皇帝的集权统治形成了威胁。宋太祖赵匡胤鉴于此，决定把原来两级考试的制度上再增加第三个考试，即殿试。

　　殿试中，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并定出名次，这样，皇帝就成了主考官，那些新科进士又都成了皇帝的学生，也就是“天子门生”。

　　监生

　　古代有一座所有学子梦寐以求进入的最高学府，那就是——国子监。它最早产生于西晋，公元278年，晋武帝设立了国子学，并设博士和国子祭酒。到了隋文帝时期，将国子学改名为国子寺，隋炀帝又正式改名为国子监。在国子监里读书的学生们就叫做“监生”。

　　宋代时期的国子监是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入的，当时规定，只有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进入国子监学习，而普通的庶民根本无法进入。

　　明清两朝放宽了限制，明代的监生一般有这四类：会试不第的举人，有机会进入国子监深造，称为“举监”；以贡生身份入监者称为“贡监”；有功官员子弟被朝廷特批入监者称为“荫监”；捐钱的叫做“例监”。

　　清代监生主要也分为四类：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其中不同于明代的“恩监”指的是因皇家有喜事特开恩招来的，优监和贡监类似。

　　监生不同于一般的生员，他们照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即使科举不中者，仍有机会做官，前途相对有保障。因此，学子能成为监生，也是一件相当轰动的大事。

　　只是在乾隆之后，国子监逐渐沦为卖官机构，监生也基本成了花钱买官的代名词，这些监生只是在国子监挂名，并不真正去读书，因此，晚清时期的监生出身的官员是被人瞧不起的。

　　荫生

　　明清时期，出现了一种凭借上代余荫而取得监生资格的人被称为荫生。这类的荫生也算得上是皇家对官员子弟的一种仕途直通车政策，并且，历朝历代基本都有这种政策，只不过在明清两朝叫做“荫生”。

　　荫生又根据情况分为几种：明代按其先代的品行而入监者称为官生，不按先代官员品而因皇帝特恩入监者称为恩生；清代因皇家喜事开恩而得以入监者称为恩荫；由于先代因公殉职而入监者称为难荫。

　　贡生

　　从字面上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贡生”就是州府贡献给皇帝的优秀学生，这些在各府、州、县成绩优秀的秀才有机会到最高学府国子监进行学习，这些学生被人称为“贡生”。

　　明代的贡生主要有四种：由州、府每年选派的一批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国子监学习的被称为“岁贡”；由州、府每三年或五年选拔一名的叫做“选贡”；因朝堂喜事而开恩被选入国子监的叫做“恩贡”；花钱买来的叫做“纳贡”。

　　清代贡生有六种，除了明代的四种外，还有一种叫“拔贡”，指的是从各省科试的一、二等生员中选拔；“副贡”指的是从乡试落榜生中的优秀者选拔，相当于一个举人帮的副榜。

　　贡生相比一般秀才的好处在于其既可以像普通秀才一样参加科举，即使不中，最后也有官做，但一般不大，常为知县、县丞、教谕等官职，比如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屡试不中，最后凭借贡生的身份做了个“儒学训导”的小官，专门负责督导县学的校风。

　　自梳女是指女性把头发像已婚妇女一样自行盘起，以示终生不嫁、独身终老，死后称净女，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一种。

　　自梳女的存在是一种女性的悲歌，但更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抗，是女性认识到自己独立人格后，通过抗争无法达到最终目的的时候一种无奈的选择。

　　自文明社会以来，由于男权社会的影响，女性的地位始终很低，在家做女儿的时候还好，父母虽然不像宠男孩那样爱自己，但是最起码生活还是比较顺心的。但当到谈婚论嫁的时候，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是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甚至在结婚前都不知道未来的丈夫长什么样子，所以当时的很多婚姻都与爱情无关。正是因为此，造成了多少人间的悲剧。

　　而当时女性只能被动接受这样的命运，他们没有能力逃离这个家庭而独立，而自梳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而其产生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时代有很大的关系。

　　1、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发展关系很多

　　明朝中后期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蚕丝业得到了兴起和发展，而蚕丝行业的参与者大多数都是女性，市场对于蚕丝需求的不断加大，这就要求生产出更多的蚕丝，而生产蚕丝又是这些女性从事的主要工作。

　　正是因为此，女性可以从事独立从事蚕丝制造工作，这就让女性能够有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而当这些女性在看到其他姐妹婚后生活不幸福的时候，就产生了终身不嫁的观念，因为她们此时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养活自己，而不是全部依靠男性，所以，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自梳女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和基础。

　　2、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在古代，女性的地位低下，如遇良善还能安稳度一生，否则会受尽欺压和折磨，但是这些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即便她们想从这个家庭逃离也没有办法，很多人都想做那个离家出走的“娜拉”，但现实条件不允许，她们大多数都是男性的附属品，只能任凭命运的使然。

　　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女性在接受教育、外来观念等等不断的增强，女性的自主独立意识逐渐增强，她们无力抗争整个封建社会，但是她们可以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于是在有了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后，大胆的走出了第一步，那就是做“自梳女”，当然做“自梳女”是很苦的，但最起码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受男性的约束和虐待。

　　3、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发展，决定了这些自梳女最终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自梳女起于经济的发展，而最终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自明中期到晚晴，因为封建经济形态，虽然丝织行业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衰败，但仍然能够维持这些女性的独立生活。

　　但随着清朝灭亡，辛亥革命，民国的建立，封建制度和习俗被彻底破除后，中国整个丝业面临着崩溃的状态，自梳女自此无以维持自己的生计，而由此，自梳女存在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便去了香港当“自梳住家女佣”，即妈祖，香港北角东部的七姊妹，也是沿于自梳女。

　　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女性听说到南洋打工收入丰厚，遂结伴前行，许多女性在南洋打工多年，没有谈婚论嫁，五六十岁后，买来供品祭祀天地，也就成为了自梳女，而且她们成为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

　　虽然自梳女是当时女性反抗男权社会的表现形式，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但是在当时社会毕竟仍然是男权社会，她们所付出的依旧要很多，依旧面临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力、唾弃和鄙视，尤其对于自己的后世方面。

　　按照俗例，自梳女是不能死在娘家或其他亲戚家里，只能抬到村外，而为了避免自己最后的如此悲惨，她们不得不找一死人出嫁，做死者名义上的妻子，以便将来可以老死夫家，但自梳女要付给婆家一笔钱来“买门口”。

　　同时，对于自梳女来说，一旦决定之后进入这个行列，对她们的约束也是非常严格的，一旦辫子梳起来就不得反悔，日后如有不轨行为，就会为乡党所不容，会遭到酷刑毒打，被装进猪笼投河溺死。死后，其父母不得收尸葬殓，由自梳女们用草席包裹，挖坑埋葬，倘若村中无自梳女，便被抛入河中随水流去。

　　早在上古时期就有对犯罪的人实施流放这一刑罚的存在，例如在《尚书·尧典》中就有描写舜平“四罪”的功绩，“四罪”指的就是共工、三苗、鲧和驩兜这四罪，而他们最后的结果也是遭到流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将这“四罪”流放在四方边远地区，这也就是最早的流放罪人的记载。后来到了汉唐宋元几朝，流放发配这一罪罚更是常见。

　　古代著名的诗人苏轼、李白、刘禹锡等都曾遭遇流放，甚至由于政治上的波橘云诡，连皇帝、驸马和王爷等皇亲贵族都曾遭遇过流放，足以见得流放这一罪责的波及范围之大，受历代君主所爱之深。

　　等到明代时，流放已经变成了一个君主对待犯人的常用刑罚，明清前大多数的流放地区都选择在潮湿或者干热的南方一带。

　　一是因为南方在宋以前即经济重心南移之前，所开发和发展的状态一直不如同一时期的北方，大都是些人口稀少，开垦程度低的地区。

　　二是古代南方的气候相比于开发程度高的中原一带更加恶劣，况且流放之人一般都是戴罪之身，古人对于流放的讲究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北人迁南，南人迁北”的说法，所以南方在帝王决定流放地点时一度成为了君主心中的“热门地区”。

　　等到明朝的时候，也大都继承了前朝喜欢将人流放至南边的传统。除了继承传统之外，实际上明朝将人流放到南方受政治和版图势力的影响更加大。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带领军队打败元朝之后，占领了广大的中原地区，残存的一些元朝旧贵族大都北迁，占领了中原北部的一些地区和现在的蒙古及俄罗斯等地，北元仍占有较大的面积。而当时的东北地区生活的大多是一些少数民族，例如女真和达斡尔等，并不属于明朝的统治。

　　后来北元渐渐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东北地区，那些本来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不堪元朝的折磨统治，在洪武年间，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区的元朝首领纷纷率部归降明朝，并于永乐年间被朱棣设置奴儿干都司统率，这才有了明政府管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一大机构，这时的东北地区才归属于明朝统治。

　　到了后来朱瞻基在位时，因为种种原因渐渐减少了对奴儿干地区的控制，又因为蒙古势力的崛起，慢慢地东北少数民族地区不再受明朝控制。

　　明朝真正的完全掌握东北地区的时间很短，仅仅不过数十载而已。后来到了17世纪女真努尔哈赤的兴起，奴儿干地区渐渐归女真所掌握，成为了孕育清朝的摇篮。

　　东北地区的管理不顺畅，北方地区又有蒙古势力的虎视眈眈，所以北部地区在明朝时作为战场更多于作为流放场地，而南方的的相对安定和完全掌握则令明朝统治者更加愿意将犯人发配南方。

　　而到了清朝地区，清朝由明朝时在东北地区建立的政权后金演变而来，东北地区算是清朝建立的发源地，所以说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相对稳定，势力范围也较为浓厚。

　　后来顺治皇帝由盛京迁都北京，建立起了全国的统治，同时南北方的统治都较为稳定，此时影响流放犯人地区的政治和版图势力影响就变小了，而经济又成了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南宋时虽已完成，但发挥作用更为明显的却是明清时期。经过明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明中期经济就已经有了飞速发展，尤其是南方地区。在农业上面的占城稻和双季稻的扩大种植，提高了粮食产量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而明穆宗的废除海禁政策更促进了明朝海外贸易的发展，更有明中后期江南地区雇佣劳动关系出现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更为明代经济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更是可以从中看出明代时南方经济就已经独占鳌头了。

　　后来等到清代时，虽于明代相比经济较弱，但南方地区的开放程度和经济程度早已超过北方地区，以前将犯人流放至的岭南地区发展程度也较高，此时如果将犯人流放此处恐怕犯人还求之不得吧。

　　而相比于南方地区，早就具有了坚固的统治基础东北地区就脱颖而出了，更因为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流放犯人到东北地区服刑和服役则是最好不过了，而现在电视剧多出现的宁古塔地区，则就成了清朝时著名的流放之地了。

　　从两朝不同的流放地区可以看出，政策与君主的决定受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多种条件影响，也并非仅有君主喜好就可以决定的。

　　1.夏朝桀的皇后“妹喜”

　　相信大家都知道，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最后一任君主叫做桀，他是一位有名的暴君，平日里喜欢醉酒淫乐，不理朝政。相传都是因为他的皇后“妹喜”，她是由施氏的部落首领想给夏朝君主的，妹喜长得很美，用国色天香形容并不过分。妹喜爱喝酒，桀就把美酒倒入池子；她还喜欢听衣服绸缎被撕裂的声音，当时丝绸的价值堪比黄金！同时，妹喜还爱穿男装。桀为了她变得更加荒淫无道，难怪会灭国。

　　2.商朝纣王的妃子“妲己”

　　这个想必大家都知道了，从影视剧中都有过了解。纣王登基时还是挺励精图治的，妲己是纣王攻打苏氏胜利后的战利品，姿色出众的妲己彻底让纣王沦陷，从此变得骄奢淫逸，成为残害忠良、滥杀无辜的暴君。所以才有了武王伐纣，商朝灭亡的故事。相传妲己是女娲派去祸害商朝的九尾狐，颠倒众生、魅惑天下，说她是妖姬一点也不过分。

　　3.周幽王的妃子“褒姒”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传说是由一个宫女踩到龙珠后怀孕所生。褒姒长得十分俊俏，但是不爱笑，什么样的东西都没办法入她的眼，周幽王为了博她一笑才有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后来诸侯们再也不相信烽火传信的号令了，周幽王才被灭了国。

　　4.晋献公妃子“骊姬”

　　骊姬是晋献公攻打骊戎时带回来的战利品，长得美丽，可谓是倾国倾城，所以深受周幽王喜爱。同时骊姬也是古代十大毒妇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得宠后的骊姬生了个儿子，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害死了太死和晋献公另外两个儿子，只不过自己的孩子也成了牺牲品，被大臣克杀，而骊姬也在鞭打羞辱中死去。

　　四位美丽俊俏，倾国倾城的女子却可以改变朝代的兴衰，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国家的覆灭，说她们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妖姬”名副其实。

　　在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处的过程中，为了改善两国的关系，或者实现一种有条件的和平，往往会在签订和平协议的同时，伴以两种特殊的辅助行为，那就是“质子”或者“和亲”。

　　和亲是通过将皇族的女性嫁给对方，建立一种联姻关系，来改善双方的关系;而质子则是以皇室子弟为人质，质押在对方国家，以此建立起一种和平。相对来说，“和亲”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而“质子”看上去则是一种委曲求全的被动行为。

　　送过去的“质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方要挟或者制约已方的一种工具，用“质子”建立起来的双方的和平关系往往比较生硬，也比较脆弱。但是历史上，特别是汉唐两朝，为什么会流行“质子”现象呢?？

　　历史上出现的每一项制度，都有现实的基础，绝不是空穴来风。

　　古代主从关系之间，有一种礼仪，名叫“策名委质”。它是通过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名刺上，送达给特定的一方，以此表达投名者愿意与接名者建立一种持久的隶属与统辖关系。“策名委质”的过程，就是建立一种确定双方君臣关系或者主从关系的过程。

　　从汉代开始，中原王朝就把这种确立君臣关系的上古礼仪推而广之，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民族关系的层面之上，在确定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时，“策名委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

　　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主从关系，不再仅仅需要“投名”那么简单。因为这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主从，而是国与国之间的臣服，是“以国委质”。

　　古代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也有不同的亲疏关系种类。这几种不同的亲疏关系被称为“五服”，也就是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和荒服。

　　完全并入宗主国称为“甸服”；并入宗主国，但以公国或者侯国的方式存在称为“侯服”；被宗主国武力征服是为“宾服”；与宗主国接壤，建立朝贡关系是“要服”；远离宗主国，没有固定的朝贡关系的是“荒服”。

　　正因为与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不同，所以中原王朝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会根据不同的“服”来定位，然后再制定具体的政策。

　　比如汉代就将匈奴定为“荒服之国”，所以对匈奴关系的原则是“朝觐、贡赋、质子”。其中“朝觐”是一种象征意义，“贡赋”的要求也很低，只要他们象征性的贡纳一些特产，而汉朝给予的回赐要远远高于匈奴人的贡赋。但是汉朝对匈奴“质子”看得很重，因为“质子”可以一定程度牵制匈奴人，使其有所顾忌，同时也可以扩大汉朝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力的震慑力。

　　“质子”作为一种权变之术，在另家面临存亡危机时，作为一种和解手段，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已方，因此有着悠久的历史。

　　春秋时期，吴国攻打越国，越国在面临亡国之际，越王勾践便亲自做为质子，以身入吴，保存了越国，使得越人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最后灭亡了强大的吴国；秦国为了破解六国合纵，也把秦始皇的老爸秦异人送到赵国为质，在赵国生下了秦始皇。

　　而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也是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赵国以长安君为质方肯出兵，赵国左师触龙说服太后，最终以长安君质于齐，换来了齐国出兵，解除了赵国被秦灭亡的危机。

　　“质子”在汉代被看做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因为这种手段能够不费一兵一卒换来和平。汉朝做为强大的中央王朝，把接受少数民族政权的“质子”看成是自己的专利，是泱泱大国的特权，只允许少数民族政权向汉朝派质子，而不允许他们之间互派质子。

　　如果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互派质子的行为，汉朝会不惜发兵干预。因为在强大的汉朝看来，自己才是天下共主，是当然的宗主国，接受质子是自己的专利，绝对不允许其他政权染指这项权力。

　　对于“质子”的作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义动君子，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可以仁义说也。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

　　在汉朝统治者看来，匈奴人是很难用仁义道德去教导的。要想他们不敢与汉朝开战，就应该让他们派出单于的爱子为质，这样匈奴才不敢冒着“失重利，欺上天、杀爱子”的危险，才能确保和平的实现。

　　由于质子往往都是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爱子，他们将来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很高，所以在他们到汉朝当人质的这段时间，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学习汉朝的文化，“质其种裔，习我华风”，来改变他们落后的风俗，也不失为同化少数民族的一个举措。

　　少数民族政权的质子来到长安后，每次汉朝举办的重要活动，都会邀请他们参加，让他们了解汉朝的文化礼仪，甚至还会授予他们一些官职，让他们最大程度的学习汉文化。

　　唐庄宗李存勖是后唐时期的开国皇帝，此人打仗很厉害，在位期间曾打下大片的领土，当时五代十国只有后唐的领土可谓一家独大。不过虽然打江山厉害却不善于守江山，尤其是在后期更是荒淫无道，常常从宫外招美人供自己享乐。

　　正因为如此李存勖的结局也很悲惨，于公元926年四月死于兴教门之变，时年42岁。

　　李嗣源上位后，把李存勖的后宫全都遣散了。李存勖有一个十分宠爱的妃子叫柴美人，原本凭借美貌在宫中受尽恩宠，如今却无奈被驱逐出宫。

　　柴美人出宫后打算回自己的老家邢州尧山，投靠自己的父母。当时正是秋冬之际，细雨绵绵伴随着彻骨寒风。赶了几天路的柴美人决定找一家客栈休息一下，正给自己沏上一杯热茶准备喝下暖暖身体之时，一个身着破衣烂衫，形似乞丐的男子走进了客栈。

　　这个人穿着随意，破衣烂衫此时也已经被雨水淋透，看起来有几分邋遢。但是骨子里却透露出凛凛正气。浓眉大眼看上去十分的俊朗，一下就吸引住了柴美人的注意。她在宫中摸爬滚打可谓阅人无数，她一眼就看出看前这名形似乞丐的男子绝非池中之物。

　　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郭威。

　　郭威确实出身寒微，但勇力过人郭威十八岁时，泽潞节度使李继韬招募兵士，他去应招。他和别的士兵不同，他并没有满足于做一名只会受命于人的小士兵。他知道光凭蛮力是难以成事的，所以他常常研习兵法且暗藏大志。

　　后来李继韬被后唐庄宗李存勖灭了，郭威也被收进了后唐的军队。当了一个小差役，遇到柴美人的时候，正是在位军队传递书信。他为人大大咧咧，常不修边幅。看上去就像个乞丐，不过柴美人却是一个慧眼识珠的人，尽管这颗明珠暂时蒙尘了。

　　柴美人当场决定要嫁给郭威，在这件客栈定下了自己的终身大事。随后回家告诉了父母自己要嫁给郭威。《旧五代史》中便有记载：“后异其人，欲嫁之，请于父母。”

　　郭威这边自然就不用说了，白捡的漂亮媳妇谁不要?而柴美人也果然没有看错人，不出数年郭威便从一个落魄的小兵成长为一个精通兵法韬略的大将之材。

　　广顺元年（951年），郭威在七里坡之战打败了后汉军自立称帝，国号大周，定都汴京，史称为后周。郭威黄袍加身后却并没有因此而迷失他崇尚节俭，仁爱百姓，受到了一致的爱戴。

　　不过可惜的是陪着他一路走来的爱妻柴氏已经不在人间了，但郭威称帝后，却追封柴氏为圣穆皇后，并终身未另立皇后。

　　郭威，出生于河北省的某家，当时历史进程正处于唐朝末年，他幼年丧父，跟随母亲一起生活也不过几年光阴，母亲也因积劳致死，后期被远亲收养，一直到长大成人，可以说郭威的幼年时期过得是相当不如意的，早年失去父母的疼爱，小小年龄便尝遍人间辛苦。

　　长成后的郭威，身材魁梧，且善长于习武，后被李继韬看中，并被李继韬有意栽培，从此可以除却习武外，还能有习文的机会，整个人也变得逐渐成熟，熟知兵法之后也为郭威后期的伟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后，郭威再次被刘知远看中，为刘知远势力的发展扩大做出了无比重要的贡献，郭威劝说刘知远登基，成为后汉之帝，在刘知远死后，郭威封遗诏成为先帝的托孤大臣，辅助后汉新帝，当郭威的军功过高之际，便成为功高盖主之徒，被新帝猜疑，甚至被新帝派出之人刺杀，郭威被逼无奈，不得不反，成立了后世举人皆知的后周王朝，成为后周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后周太祖皇帝。

　　后周太祖郭威继皇帝位后，未被权势蒙蔽双眼，仍是一位贤德简朴的皇帝。

　　而柴后，家境殷实，父母还有点小权势，当时唐庄宗为了充实后宫，便广纳妃嫔，柴后被选中纳入宫中为妃嫔。但唐庄宗荒淫无道，被人刺杀致死，李嗣源带兵攻入平定叛乱，将唐庄宗身边的宫女、妃嫔遣散出宫，各自自谋生路去了。柴后，虽然曾经是唐庄宗的名义上的妃嫔，但实际上因入宫时日较短，并未被庄宗宠幸，还是一位清清白白的女儿身。

　　回到家里的柴后，在一次偶遇中看见了郭威，认为此人不凡，不顾父母的反对，背离家庭也坚持要嫁与郭威，成为了郭威的正妻。郭威年少时，家中贫困，家庭度日几乎全赖柴后的操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柴后将郭威在生活照顾的十分之好。且柴后对于郭威的重用并不仅仅限于生活，更延伸到了朝堂之上。郭威之所以被刘知远倚重，其中很大的成分是因为柴后的辅助。

　　柴后毕竟是大家闺秀的出身，且在宫廷中生活过一段时日，所以对于朝政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每每当郭威两难时，便能指点一二，为郭威分忧解难。

　　当郭威登基之时，柴后早已仙逝，但郭威仍旧让她称后，并且是他唯一的皇后，可见郭威对柴后的感情之深厚，郭威和柴皇后的爱情也令无数人感动。

　　自从柴氏嫁与郭威为妻后，一心襄助夫君，郭威的仕途之路也的确是越走越顺当，官也是越当越大。郭威对待柴氏，也是极尽夫妻之恩爱，极为看中这位妻子，郭威此生只有这一位正妻，柴氏也替郭威繁衍了后代，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且替郭威收养了一个儿子，那便是柴荣。

　　柴荣年长，跟随郭威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下军功无数。在汉隐帝继位后，一代天子一朝臣，在隐帝之父刘知远眼中极为出色，有能力的郭威，却变成了隐帝的眼中钉、肉中刺，欲将郭威除之而后快，当隐帝心生杀机之时，便将朝中郭威的妻子柴氏、儿子郭侗、郭信三人一并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柴荣的稚子。

　　郭威年长，他一生仅有的子嗣全部被汉隐帝给赶尽杀绝，心中之恨自然无法言喻，后期揭竿而起，自立门派，成为了后周朝的第一位皇帝，但奈何年事已高，随纳妃但也不可能再有子嗣，只有柴荣这一位养子。

　　柴荣虽为养子，但对郭威却是极其孝顺的，并且文韬武略，无一不通，在军中也立下军威，战功赫赫，郭威死后，皇位自然传承给了柴荣，柴荣最终也没有辜负父亲郭威的期望，成为了一位亲政爱民的好皇帝。

　　在秦末的反秦战争中，范增是最早建议立楚怀王的后裔项梁、项羽为最高统帅的。在项梁时代，范增就已经是项梁、项羽叔侄的谋主，等到项梁死后，他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了项羽的最主要谋臣。

　　范增对项羽忠心耿耿，竭尽全力为项羽出谋划策。在范增的帮助下，项羽杀掉了企图叛乱的宋义军队。又由于范增年过七旬，项羽尊称范增为“亚父”。

　　分歧

　　项羽与范增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待刘邦的态度上。范增始终把刘邦视作争夺项羽天下的最大敌手，他曾力主大军进攻刘邦部队，杀掉刘邦。而项羽则认为杀掉刘邦是不义之举，也违反了自己当初和刘邦定下的盟约，刘邦还不足以构成其夺得天下的威胁。

　　在鸿门宴刺杀刘邦的计谋失败以后，具有远见的范增已经看到项羽的大势已去，发出了“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的感叹。

　　决裂

　　陈平利用项羽的多疑和自大成功离间项羽和范增之后，范增就受到项羽的猜疑，并被项羽削夺了兵权，范增愤然弃官告老还乡。范增原以为会得到项羽的极力挽留，但项羽同意了范增的辞官请求，使范增彻底失望。范增与项羽的君臣关系也全面决裂。

　　司马路在《汉朝的密码》一书中论述范增与项羽的决裂时说：

　　对于范增的离去，项羽没有作太多挽留。羽翼丰满的幼鹰，往往急于离开母鹰的怀抱，去翱翔天空。初出茅庐的青年，更是不耐烦老父亲的絮叨。年少英武，早就名满天下的西楚霸王，或许久已厌倦亚父的唠叨，更不满于他老人家的说教训斥。

　　范增的离去，自然是满腹感伤，今日之西楚霸王，已非当年叔父暴死，茫然失措的少年项羽。当初那依靠在亚父肩头哭泣的头颅，如今已是高高昂起，不屑一顾！

　　范增是居巢（今安徽巢湖）人，他走到途中，“疽发背而死”。所谓“疽”，乃是气血为毒邪所阻滞，而发于肌肉筋骨间的一种疮肿。范增的死，恐怕也是愤懑积累而导致心力交瘁的产物。

　　范增的死，令人感慨。刘邦手下，文有萧何、张良，武有韩信，项羽那里，却实实在在只有一个范增是王佐之才。

　　项梁在定陶战死的时候，项羽刚满25岁，范增却已经70多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高官厚禄，珍宝美女，对于范增来说，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所以他辅佐项羽，完全是出于与故人（项梁）的近乎兄弟之义，与项羽的近乎父子之情。所以范增的身份，与一般谋士不一样，既是项羽的师长，又是项羽的参谋。项羽管范增叫亚父，正是对这一层非同寻常关系的肯定。

　　但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范增在项羽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对项羽说话的口气、姿态，往往是居高临下的、不留情面的。当项羽拒绝他的建议时，范增往往据理力争、大声呵斥，令项羽的感觉，如同一个小孩子被父亲严厉地斥骂一般。

　　由此而产生的逆反心理，给陈平以离间之机会。所以，陈平的离间，只是催化剂而已。真正决定项范分裂的因素，早已经在鸿门种下。

　　范增的死，宣告西楚霸王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这是致命的一击。从此项羽如同失去指引的蛮牛，虽然力大无穷，却只落得个被刘邦、韩信、彭越等戏弄玩耍，直至筋疲力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