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朝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

　　这些措施于王莽即位的次年（公元10）起，先后公布施行，合称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也称五均六筦。

　　其名称是在当时托古改制的风气下，由儒家刘歆以古文经《周礼》、《乐语》为依据而提出来的。王莽企图表面上说要以此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但实际上首要目的是增加新莽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为构成这一国家的政权基础的豪族权门大谋私利。

　　六筦中，盐、铁专卖和政府铸钱都系承袭汉武帝刘彻以来旧制。

　　酒的专卖，武帝时一度施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之议后废除，改收酒税，新莽时恢复专卖，规定卖酒毛利三分偿付各种材料、燃料、工具消耗及人工费用，七分作为纯利入官。名山大泽产品的征课，过去亦曾实行。

　　这时更规定，凡开采金、银、铜、锡和采捕作为货币原料的龟、贝的工商业者，其产品不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售，都要向政府申报，钱府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凡从事鱼鳖、鸟兽等的捕捞猎取和从事畜牧的，也同其他小工商业者及出售家庭副业产品者一样，收其利润的十分之一以为“贡”（相当于后世的所得税），经营这些产品不向政府申报和申报时有隐瞒的，产品没收，并罚一年劳役，以示惩诫。

　　五均赊贷，是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统制和管理，并举办官营的贷款业务。主要在几个大城市中施行，也旁及郡县。

　　所谓五均，指均市价以利四民和公家；所谓赊贷，是由政府办理借贷。当时将六个实行五均的大城市，即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称为五均市，原长安市令及其他各市市长改称为五均司市师，其他郡县设司市，大体由地方官兼任，统称市官。市师下有交易丞五人，又称均官，钱府丞一人，又称钱府官，分别掌管均平物价、收税和赊贷事宜。

　　五均是武帝时平准法的发展，规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作基础，按商品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称为“市平”。市场价格超过平价时，政府按平价出售商品，促使价格回落，市场价格低于平价时，则听任自由买卖。

　　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重要民用产品，如果滞销，则按成本加以收购，使经营者不致亏折。赊贷也是五均司市的任务之一。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丧葬的用费，不收利息，短期即还。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资金，期限较长，按借款者的纯利润额收取年利十分之一（一说是月息百分之三，即年利百分之三十六）。

　　五均六筦施行了十几年，到地皇二年（公元22）才准备废除，第二年新莽政权就告败亡。

　　早几年，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依据中国南北朝时南梁伐魏之战改写的历史小说《奔流》，很是火了一把。被世人惊羡为“战神”、“千古第一名将”的“白袍将军”——陈庆之，也就由此使更多的人知晓了。

　　据相关资料记载，毛泽东晚年再读《南史·陈庆之传》时，也曾“热血沸腾，掷书而起”，并圈点满幅，批注道：“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本为梁武帝萧衍的内侍，据说围棋下得很好，曾陪伴萧衍下了二十多年。“高祖（梁武帝）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正月，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叛魏在彭城降梁，并请求梁武帝派兵接应。

　　梁武帝以陈庆之为武威将军，与胡龙牙、成景俊等率梁军前去接应。回军后，又任命陈庆之为宣猛将军、文德主帅，并率2000人送梁武帝萧衍的次子豫章王萧综入镇徐州。

　　假如这豫章王萧综真的是梁武帝萧衍的儿子倒也罢了，毕竟做儿子的替老子镇守徐州，是分内之事。可惜的是萧综老疑心自己是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并在人类史上首次用了“滴血认亲”的亲子鉴定。

　　五月，魏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魏军2万进逼徐州，陈庆之迎战，只敲了一通鼓便击溃魏军前锋。六月，世界战争史上最滑稽的一幕上演了，作为梁军主帅的豫章王萧综，在一个夜里打开彭城北门，只带了两个随从，投奔魏军去了。

　　作为主帅都叛逃到敌方阵营去了，梁军在魏军的冲击下开始溃散，“诸将莫能制止”。魏军入彭城，梁军损失十之七八，只有陈庆之斩关夜退，所部得以全归。

　　二年后，陈庆之与领军将军曹仲宗联合进攻北魏涡阳，初战陈庆之率麾下轻骑200人突袭5万敌军，破其前军，魏军震恐。最后在被围困的情况下，陈庆之鼓舞士气连破魏军十三座连营，取得大胜，并将涡阳收复为南梁之地，设置为西徐州。

　　公元528年，北魏内乱。契胡首领尔朱荣攻入洛阳，杀北魏王室和朝臣2000多人，并立魏彭城王之子元子攸为帝，是为“河阴之难”。魏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为由降梁，并请梁朝出兵助其称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梁武帝以元颢为魏王，并以陈庆之为假节、飙勇将军，率兵7000人护送元颢北归。——由此，才掀开了“白袍将军”陈庆之千里奔袭，前后作战47次、攻城32座的不世奇功。

　　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陈庆之率七千猛士白袍白甲踏上北征之途。魏将丘大千率众七万分筑九城，陈庆之率军一日之内攻占三城，迫使丘大千投降。时魏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军2万人来援，进屯四面绕水之考城，陈庆之命部下在水面筑垒，攻陷其城，全歼2万羽林军，俘元晖业并租车7800辆。梁军直趋洛阳，所过之处，魏军望风而降。五月，元颢于睢阳称帝，封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武都公。

　　“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如此的歌谣传入洛阳，满朝震惊，魏帝元子攸分派部众扼守荥阳、虎牢等地，以保卫京都洛阳。陈庆之7000部众攻荥阳多日不下，时魏军各部数十万从多方增援而来，渐次形成合围之势。

　　陈庆之解鞍秣马，对将士们发表死战宣言，乃亲自擂鼓攻城，只一鼓，梁军便悉数登城，俘魏将杨昱并7万守军。不久，元天穆等引兵围城，陈庆之遂率3000精骑背城而战，大破之，北魏数十万大军不战而逃。

　　魏帝元子攸单骑北逃，北魏宗室元彧、元延明率百官迎元颢入洛阳，大赦天下，全然没有想到黄河北岸尔朱荣还统帅着数十万北魏精锐，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率7000白袍军的陈庆之便向元颢提议，准备从南梁再调援军以备战。可惜元颢和他手下的心腹大臣深恐陈庆之兵强马壮难以驾驭，提前上书梁武帝萧衍：“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

　　陈庆之是彻底绝望了，他想到元颢曾封自己为徐州刺史，就想移军徐州、背依南梁，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元颢大恐，对陈庆之说：“梁武帝把洛阳之地全权委派给你，你若去了徐州，就是贪图富贵而忘了国家。”

　　陈庆之便不再坚持。元颢占据洛阳才65天，契胡首领尔朱荣就率领数十万北魏精锐进逼洛阳。元颢所统帅部队本没有斗志，在北魏精锐骑兵的冲击下一触即溃，元颢被杀，洛阳城也为尔朱荣所占。陈庆之独木难支，收容步骑兵数千人结阵东撤，行至嵩山时，因河水上涨，山洪暴发，梁军士卒死散殆尽。陈庆之只好剃除须发，化装成僧人，辗转返回南梁。

　　轰轰烈烈的7000白袍将士伐北之役，虽因孤军深入、后援无继，而以失败告终，但陈庆之的军事才华，却如彗星一样划过战星闪烁的南北朝天空。

　　最难能可贵的是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却能“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据《梁书·陈庆之传》记载，“庆之性祗慎，衣不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

　　中国古代的婚姻的意义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可见宗族的延续及保障对祖先的祭祀是婚姻的重要目的。古代离婚旨在绝二姓之好，即重在两个家庭的决裂而非夫妇感情的破裂。

　　中国古代法律上不用离婚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绝婚、离弃、休妻、出妻等用语。中国古代的主要离婚形式包括：

　　(一)七出

　　我国古代的理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的七出。具体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中国古代的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处理权，因此只要擅自动用了家庭财产就是盗窃。)

　　法律规定的七出是丈夫无须经官府同意即可休妻的法定理由。同时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维护了女性权利。

　　即所谓的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丈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但对于七出的淫、恶疾，不适用三不去原则。

　　(二)义绝

　　义绝是一种刑事附带民事的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一方与他方的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的相互侵害如殴斗、杀害、奸情等犯罪案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不论夫和妻是否愿意，必须离异，违者要受到刑事受罚。

　　(三)和离

　　和离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是由于男尊女卑的思想的束缚，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者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式。

　　(四)呈诉离婚制度

　　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刘皇叔为了替二弟关羽报仇，结果遭到东吴陆逊的反击，火烧连营七百里，损兵折将。后来在永安白帝城内一病不起。临死时，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当然一同被受命托孤的大臣的还有李严。

　　因为诸葛亮的大名大家都知道，刘备手下有很多文武大臣，现在为何要挑选李严呢？

　　其一，李严和诸葛亮分属两大阵营，诸葛亮是刘备旧部，李严是益州投降的军事人员，他代表着益州刘璋的旧势力，刘备这样做，主要是平衡关系，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更加长久。

　　其二，李严是一员武将，托孤重臣有文有武，也是为了政权的稳定。况且李严当年有过不错的表现：公元218年，盗贼马秦、高胜等在妻阝县起兵，招集队伍数万人，到达资中县。当时刘备在汉中，李严不待另外发兵，只率本郡士兵五千人前往讨伐，斩杀马秦、高胜等人。其余人都四散逃命，回家为民。

　　不久后，越巂郡夷帅高定率军围攻新道县，李严前往解围，高定被击败后逃走。刘备于是加封李严为辅汉将军，兼任原郡郡守如前。

　　其三，李严很有政治头脑，在犍为太守上，表现出其优秀治政能力。凿通天社山，修筑沿江大道，大兴土木，并把郡城整修一新，以致“吏民悦之”，“观楼壮丽，为一州胜宇”。

　　李严性情孤傲，难以与人相处，在任期间大盖房舍满足一己之私，曾因迁移郡治官邸一事与持反对态度的郡功曹杨洪争执，杨洪一气之下主动辞职引退。都督江州后，又与属下牙门将王冲发生摩擦，王冲自知为李严所疾恨，惧怕因此被诬陷罪名而叛逃降魏。李严自视甚高，护军辅匡等年龄与地位与李严差不多，但李严却不愿主动与他们来往。

　　章武二年刘备伐吴败回，征召李严进永安宫，任命他为尚书令。章武三年，刘备病重，李严与诸葛亮一道受遗诏辅佐少主刘禅;以李严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留下镇守永安。

　　可见，刘备之所以挑选李严做顾命大臣，一是稳定内部政权，二是抑制一下丞相诸葛亮的权利，三也是李严个人确实有那样的本领。要知道刘备作为开国皇帝，他的知人识人的能力是很强的。

　　要说古代没有酒吧，那可真是太小瞧古人了，当然要说古代有没有KTV，只不过换了种形式，娱乐方式还要比我们现如今的档次要更高，当然也仅限有钱人专属，关于吃烧烤，蹦迪唱歌，以及在酒吧喝酒娱乐，其实古人过得也甚是疯狂，尽管看似是现代化的产物，但其实这说白了，也是古人们玩剩下的，并非凭空产生。

　　中国人吃烧烤已经有数千年历史

　　大约在4000年前，人们从刚开始掌握火种以来，所有的食物并没有锅碗瓢盆加工一说，直接都是放火烧烤，而且这样的熟食食用方式也颇受当时人们的欢迎，逐渐的人类已经从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脱离出来，熟食的味道不仅鲜美，而且有效的杀灭了众多微生物，所以历朝历代也就被沿用下来，尽管后来锅碗瓢盆出现了，但其实烧烤这件事一直没有被遗弃。

　　起初的那段时间，俺们的祖先可是能用烤的，坚决不生吃，毕竟好不容易生一次火，那要一下子不烤个够，怎么得了？

　　据说当时的商纣王对于烧烤就颇有钟爱，当时人们的烧烤工艺其实已经不差了，为了能够让肉块均匀受热，不仅会及时的进行翻动，而且会将其切成小块，方便食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富豪们已经逐渐扩大了烧烤类目，但是当时由于食物资源有限，即使有肉，也不可能肆意挥霍，所以还要控制一定的次数。鸡鸭鱼肉，万物皆可烤。

　　古代酒吧可是实现人生逆转的重要途径

　　还记得那位无酒不欢的诗仙李白吗?他对于诗词歌赋的研究之所以那样出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酒后的字字箴言，古人对于酒的钟爱丝毫不比现代人差，毕竟这是一种飘飘欲仙的神奇液体，

　　据说当时历史上的高渐离就是开酒吧的，当时的荆轲还经常去高渐离的酒吧蹭酒喝，而且当时高渐离的职责，与现如今酒吧里的吉他手、贝斯手所干的活也如出一辙，时不时的也会给客人们弹两曲来助助兴。

　　实际上现如今流传广泛的大多数诗词经典著作，都是在酒后那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创作的产物，如同当时《凉州词》的创作背景，古代酒吧已经成了一种高度商业化的产物，尽管时不时的，政府也会颁布个禁酒令，宵禁什么的，但其实在我国宋朝时期，酒馆林立已经是一件常见的事儿了，当然喝酒并不能干喝酒呀，助兴的节目自然少不了，所以古代的酒吧也已经成为一种熬夜的亮点。

　　Ktv也算得上古代的一种衍生品

　　尽管古代没有专门供人唱歌的场所，但其实我国古代诗词歌赋的由来，就与KTV中所唱的歌曲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通过词曲的形式再配合乐理进行加工整合，最终达到能够广泛被人传唱的完整艺术作品，我国现在许多流行歌曲都是向古人创作取经的，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的魅力博大精深。

　　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于古人夜晚的消遣活动有足够的了解了吧，他们怎么会乖乖待在家里睡觉呢?熬夜通宵也是常有的事，据说当时有酒吧能够开到凌晨5点，要知道这个时间节点，皇帝们都该起床了，大臣们也该上班了，说起古人的疯狂，远远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理解的，当然前提是，众多的消费也是需要有钱才能买单的。

　　刺配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具体内容为在犯人脸上刺字，然后发配到边远地方。刺配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时期，到了宋朝刺配之风盛行，而且手段变的更加残忍。宋朝的刺配罪分为好几个等级，根据犯事的轻重来决定到底处以怎样的刑罚，最重的可能会终身服役，等于判下无期徒刑。

　　大家读《水浒传》时，总是会看到宋江、林冲、武松这些人脸上都有刺字。那么，这些人脸上刺字，就因为曾经是朝廷的罪犯吗？那达到什么样的罪才会被刺字？这种给罪犯脸上刺字的刑罚又始于何时？

　　(一)刺配的起源

　　一般来说，古时刑法大致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等。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八说：“流配，旧制止于远徒，不刺面。晋天福中始创刺面之法，遂为戢奸重典。宋因其法。”天福是后晋石敬瑭的年号，所以说在犯人脸上刺字是从石敬瑭的晋朝开始的。

　　到了宋代，统治者发明了独具特色的刺配法，并得到了充分发展。

　　《水浒传》第八回说：“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因此，刺配就是集刺、杖、流于一身的刑罚，是指脸上刺字，外加杖脊而后流配充军。

　　正如明朝人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这样说来，三种刑罚连在一起用，在宋以前是没有的。

　　刺配自宋初作为免死的刑种出现以后，后世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以致于出现了滥施的局面。有关刺配的法令，宋真宗大中祥符编敕止有46条，到仁宗庆历年间增到170余条，到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已达到570条之多。自此以后，直到清朝，各个朝代都保留了刺配之刑。

　　(二)刺配的分类

　　宋律法律规定，流、徒、杖刑都要同时加黥刺。不过，黥刺一般是作为附加刑使用的。对于流刑和充军的，是一定要附加黥刑，而且方法多种多样。

　　初犯刺于耳后，再犯、三犯刺于面部。

　　流刑、徒刑犯刺方形，杖刑犯刺圆形，直径不过五分，也有刺字的。

　　刺面分大刺、小刺。凡是审判官认为罪行严重、犯人“性情凶恶”的，就把字体刺的特别大。

　　刺字内容，除了《水浒》所说的“迭配某州(府)牢城”外，也有把所犯事由、所配地名、军名、服役名色等都刺在脸上的。比如“配某州屯驻军重役”，就是指发配到驻屯部队里服劳役。刺“龙骑指挥”或“龙猛指挥”，就是发配到这个番号的部队当兵。

　　到了南宋，又有了一种更野蛮的规定，凡犯强盗罪免死流配的，“额上刺强盗二字，余字分刺两脸”。

　　(三)刺配后的相应刑罚

　　一是服劳役：劳役的名号极多，如到官营的工业做煮盐、造酒、烧窑、开矿，或者修造军械等，或是参加修城修河堤等苦工。

　　二是去从军：有当厢军、当水军的。宋朝的兵都是招募的，一旦检验合格后，就要刺面，防止战时逃跑。比如，北宋时当到枢密使的狄青，由于是禁军兵士出身，脸上一直保留着标记士兵身份的“面涅”。

　　三是加杖脊：法律规定，犯盗窃罪一贯以上、贩私盐一斤以上都要杖脊刺配。

　　不过，古时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到了宋神宗熙宁二年，宋朝关于刺面、脊杖的法律，对“命官”就不适用了。“命官”们贪赃枉法，止于流配，不刺面、不脊杖，这充分体现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虽说在史料当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过人殉的制度，不过对于人殉的制度多少还是有提起一些，有一些相关记载。为何关于人殉的记载如此之少？说白了，记载历史的，还是那些掌权人。

　　自古至今，真理，正义，是站在哪一边的？毫无疑问的，都是站在历史的胜利者那边的，如果翻遍史书，权威的史书，可以发现，历朝历代，对于自己这个朝代，自己这个国家的皇帝，社会风情，有几个人会将这些描绘的惨不忍睹？

　　执笔的都是那些文化人，书生才子，都是控制在皇权下的人，百姓，普通百姓能够通过口耳相传传递历史吗?可以，但会有个头，普通百姓永远无法在历史上多说一句话，因为没有文化，因为大字不识，因为没有执笔权，只能做待宰羔羊。

　　人殉制度存在多久了？如此落后，腐朽，不人道的制度，怕只存在于上古时期吧?错，人殉制度，一直到封建王朝的末期，清朝的时候依旧存在。

　　人殉制度在奴隶时代格外流行，奴隶的命不值钱，在很多殷商以前留下的龟甲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祭祀的记载，祭祀使用的物品，放在今天可能是鸡鸭牛羊，放在那时候，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命，普通的奴隶会被当作祭祀用的极品献给不存在的神，即使是部落酋长，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成为祭品，思想尚未开化，思想愚昧，这就导致了人殉制度流行的时候，人人自危。

　　商朝之所以被周武王击败，不仅仅是因为商纣王残暴，还因为商朝祭祀活动太过残忍，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就曾经被众人分食，哪天商纣王的心情不好了，随时可能将某国太子拉过去当作祭品，这绝非是危言耸听，看看商亡时诸侯卖力的样子就知道了。

　　历史是写给活人看的，很多时候，大规模的屠杀，大规模的人殉，并不会被记入史书，不是因为不能记，而是因为负责记得人没有那个胆子记。

　　即使是大唐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看似心胸宽广的人物，也会闲时找来史官询问是否曾经自己做的错事记录在史书上，虽说他的名义是律己，但李世民希望史官如何写，这是不需要说明的。

　　历史很少会直接记载那些遗臭万年，让后世谩骂的历史，因为，执笔者都是皇权下的文化人，除非皇权衰落，某些东西是只能靠民间野史来倾诉的。

　　锦衣卫是皇帝的侍卫机构，也是明朝的特务机构。它是由明太祖朱元璋所设御用拱卫司演变而来的，1384年正式改立。锦衣卫的长官被称为指挥使，由皇帝指派亲信心腹担任。锦衣卫下辖17个所和南北镇抚司。

　　锦衣卫拥有三项职能，一是具有皇帝禁卫军的作用，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人数约1500人，到明末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

　　二是皇帝的私人警察。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锦衣卫的功能提升，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其巡察缉捕之权。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皇帝要逮人，也通过锦衣卫去抓并且让他们审讯。锦衣卫下辖的南北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北镇抚司负责传达、受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三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行刑者是锦衣卫校尉，他们受过严格的训练，技艺娴熟。由此看来，说锦衣卫是爪牙走狗并不为过。

　　说到匈奴其实大家也知道的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民族的人习俗文化什么的和中原地区的完全不一样的，不如“父妻子继,兄死娶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这习俗起源于氏族部落开始族外婚时期，具体表现为“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种习俗肯定给匈奴妇女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使得伦理道德观念难以在氏族扎根与生长，从而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

　　匈奴是游牧民族，逐水早而居的传统，决定了没有稳固的生存区域。而在草原上生存是很不容易的，冰天雪地又地广人稀，食物难得，生存是大问题。为了繁衍子嗣，女人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

　　又由于草原上各部落之间征战不休，男子早亡情况严重。一旦谁家的男子英年早逝，他劳神费力娶来的妻子就会被自己的儿子或者兄弟接收。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这样省去了一大笔开销。而对家庭影响很少，至于爱情问题，是没有人考虑的。

　　人类社会，从来都是”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身处饥寒交迫的状态，是很少有人顾虑脸面的。吃饱穿暖了才懂得体面与讲究礼仪，才知道什么是文明与道德。

　　匈奴人当时之所以认为这样做顺理成章，是因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低下。原始部落时期，于苍茫的大草原生活，娶一个老婆总要成群结队的牲口做聘礼，一般贫困人家根本不敢想像，往往集全家之力娶一个女子以延续后代。而以后这女子便永远是家庭的私有财产了，主要职责是不间断地为整个家族生儿育女。

　　在辽阔的草原上，有的强悍的男子如果没有自己的子女，还会到别的部落里去抢亲，这时有生育能力女人就显得异常珍贵，这实际上是借腹生子的另一种形式，野蛮是很明显的，但，为了繁衍后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匈奴人没有受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没有什么礼仪廉耻和人伦道德观念。尽管他们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规定，即同个氏族的男女不得通婚，亲生母子不得通婚等等，这是出入避免生出人孩子有缺陷的考虑，不是在文明方面的考量结果。

　　我国从春秋时期进人金属铸市阶段到成国时期巴确立布币、刀货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这一货市体系的形成标志看我国完备的货币制路社建立。

　　一中原地区即赵、韩、魏三国和周王室等地，主要流行布币。布币脱于青铜铲形农具“钱”和“布”同音假借。春秋时期的布市主要是空首布.有装柄的空心銎。

　　而战国时期的布币主要是平首布，即相对“空首布”而言已无装柄中空的銎，而形似铲状铜片，布币形制大致分平肩、耸肩、圆肩和方足、尖足、圆足等类别，最一般的由平肩平底布或平肩方足向耸肩尖足布、圆肩圆足布演化，地区后扩展到楚国和燕国等地。

　　二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国主要使用刀币。刀币分“燕明刀”和“齐刀化”两大类型。刀币形状取于山戎、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渔猎用的刀类工具。由于齐刀面有“化”字文而称“刀化”。刀货形状刀背分弧背、折背、直背，刀首有平首、尖首之分，也是我国早期的一种青铜铸币。

　　三、西北方的秦国独用环币，其形制取于纺轮或玉璧演化而来。环币分圆形圆孔和方孔两种。战国时期即较早铸行的是圆形圆孔，后秦惠文王，秦始皇铸圆形方孔“半两”钱。圆形环钱是方孔钱的原始状态。

　　四、南方楚国铸币铜贝称蚁鼻钱，由贝币演化而来。形似鬼脸，蚁鼻喻小，意即小钱。楚国有文铜贝铸币俗称“鬼脸钱”“蚁鼻钱”。楚国除蚁鼻钱外，还有黄金称量货币，是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为流通货币的国家。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四大货币体系分别由刀、铲、纺轮等劳动生产工具演化而来，由此可见当时各地征战、渔猎、制陶、纺织与贸易往来等经济生活地区的特色与社会风貌。同时形成四大货币区也是诸侯割据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