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而言，宋朝的综合国力更强一些。首先，明朝的疆域确实比宋朝大，尤其是南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国家继承的政权:明朝继承了元朝，宋朝继承了后周。与元朝相比，明朝的疆域要小得多，并且在后期变得越来越小。到明朝末年，基本也就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和南诏的北宋。但宋朝与周朝相比，疆域几乎翻了一番，并且两宋都在扩大疆域。

　　还有就是军事，明军的实力确实很强，但是我想说，宋军也不错。不仅不错，而且宋军的个人战斗力和武器装备在当时基本上是世界顶尖的。从宋军可以和契丹军、金军和蒙古军在鼎盛时期打几十年的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出宋军的实力并不差，只是掌权者愚蠢罢了。

　　第三就是经济，即使是黑粉也不得不承认，宋朝的经济在中国封建时代是最强大的，商业几乎是宋朝建立的基础。在明朝，因为朱元璋过于强调农业，压制商业，导致明朝的商业没有办法得到长期发展，根本没法和宋朝比。

　　最后一点就是文化，这个明朝也无法与之相比。宋代的文化可以称为中国古代的顶峰。然而，明朝在遭受元朝的摧残之后，再加上朝廷的高压政策，文化一直无法得到恢复，比宋朝要糟糕太多。

　　每当提起宋朝为何军事疲软，大家都会想到这四个字“重文轻武”。不过历史上并不是只有宋朝重文轻武，明朝同样也很注重文化发展，但就军事实力来说，明朝比宋朝明显更加强大。

　　实际上，还是因为两个朝代军制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当然和“人”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就借此机会跟大家讲讲，明代和宋代在军制上的区别，以及各自面临难题时都是如何解决的，这要从多个角度来了解。

　　两朝的皇帝给人的印象不同

　　这和这两朝的帝王，给人的印象有关。宋朝的皇帝，给人文弱的感觉。比如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前，宋军打了败仗，辽国都要打到家门口了。如此危难之境，寇准请他去战场给战士们鼓鼓劲，结果，他死活不去，一心想的是迁都避祸。最后，还是寇准硬把他拉去了，最后宋朝军队大受鼓舞，打赢了。

　　只是，历来打仗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双方一个坐下来和谈的机会罢了。可是，澶渊之盟前，明明是宋朝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宋真宗却还是给了谈判的大臣，一百万两银钱的赔偿标准，让人感觉过于怯懦。另外，宋仁宗儿子死了，还没难过够呢，却被一帮大臣逼着马上立储君。可见，宋朝的皇帝给人的感觉，过于文弱，这对于宋朝军队给后世的印象有所影响。

　　那，明代呢?与宋代的皇帝相比，明代的皇帝就强硬的多。比如，不被人喜欢的明英宗朱祁镇，混是混了点，但是他好歹敢带兵亲征，这在宋代中期的皇帝中并不都见。甚至是，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沉迷妓院、养豹子的正德皇帝，也是个喜欢上战场的人，而且是在群臣硬拉着他不让他去的情况下，非要去的，结果呢?打了个胜仗回来。可见，明朝的皇帝，比较强硬，这对于明朝军队给后世的印象有所影响。

　　再者，同样是皇帝被俘，宋朝被抓的虽然是两个昏庸的皇帝，但是，这两位皇帝终其一生都未在返回故土，靖康之变对宋朝造成恶劣的影响，也让后世对宋朝的印象不喜。而明朝的明英宗朱祁镇呢?同样是被俘，但是，他被抓的地点是战场，不是靖康二帝那样，在自己国家的都城之中被人所抓，虽然也不值得欢喜，但是，相较于宋朝，情况稍微好些。这区别，也让宋朝军队的印象相较于明朝军队而言，稍有逊色。

　　宋明两朝军制的不同

　　1、宋朝军制过于强调分权

　　除了帝王的形象给军队强弱所造成的影响，两朝的军制所造成的影响，才是重中之重。而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不能说算差，胜仗也打了不少，甚至是军队的武器装备配置也不差，比如当时闻名的大宋步兵也算是顶尖兵种。可，宋朝的军队给人的印象，却是弱，原因是因为宋朝的军制过于强调分权，所谓，"权任轻而法制密"。

　　这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有关，在此之后，宋朝禁军的领导机构被重组，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可是，这三位军事大将，却没有发兵的权力。因为，宋朝的建立是武将夺权，为了限制武将的权利，另置了枢密院来管理军务。而枢密院的顶头上司，只有皇帝本人，任何官员都没有资格过问。

　　可是，枢密院虽然是管理军务的，却没有统帅大军之权。如此一来，宋朝军队的发兵权和调兵权，就被完全分离开了。为了防止军队出现第二个赵匡胤，宋朝的军队中，将领更换的频率非常高，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甚至，作战时的战略决策更换也得皇帝同意，为的就是防止将领专权，形成兵士只知将领而不知帝王的局面。可，这样严重影响了行兵打仗时的灵活性，毕竟打仗时讲的是"兵贵神速"，遇事先请示，不利于作战时将领对军队的指挥，干啥不都晚了?

　　更让人无语的是，由于将领更换的太频繁，将军甚至不知道跟随自己的将校所擅长的是何种作战方式，将校也不知道自己手下的兵士，谁才是真正的勇士。"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谁也不了解谁，谁也管不了谁，这怎么打胜仗呢？

　　而这样的情况，也导致，历史上宋朝打的胜仗，虽然不少，但是因为将领换的太频繁，结果，胜利的果实不知道安到谁头上，没有出现太出名的大将，自然也对后世对宋朝军队的印象造成了影响。这一现象，还是南宋后期出现私兵后，才有所改观，出现了岳飞这样闻名于世的大将，可是，当时的大宋江山，都被金人割去了多少?岳飞一人对整个宋朝军队的印象分没有改观。

　　2、宋朝文官怯懦

　　还有，宋朝的政治政策使得文臣的地位增高，因为军制问题，军队被过分分权，这使得文臣担负了军队的高级职位，因为将领无权决定军事策略的更换，只能提出建议。而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人，只有文弱的皇帝和文官。宋朝皇帝的形象，上文已经简单提到，而宋朝文官们比起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范仲淹的名言："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比如，澶渊之盟签订前，辽国的大军长驱直入，宋朝举国震惊，结果呢?大臣们关心的不是如何上阵杀敌，而是何时迁都南京?要不是寇准力挽狂澜，逼着宋真宗亲赴战场鼓舞士气，还说谁胆敢再提迁都，就拿他人头祭旗。最后，因为宋真宗的到来，宋朝军队的士气大受鼓舞，打赢了这场仗，只用了每年赋税的百分之一的钱，就换来了两百多年的平安，宋朝说不定就提前偏安南方了。这也是宋朝军队给人的感觉很弱的原因。

　　“太上皇”是刘邦创建的。刘邦夺了天下，当了皇帝，成了权力至高无上，所有人都得向他跪拜的人物。但是，这时候他爹成了一个难题。既然所有人都应该向刘邦跪拜，自然包括他爹。但是自古以来都是儿子跪拜爹，没有爹跪拜儿子的。那么，究竟是他跪拜他爹，还是他爹跪拜他呢？

　　最后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干脆封你爹为“太上皇”，这样一来，你爹就不用向你跪拜了。由此，“太上皇”就这么尴尬地产生了。

　　“太上皇”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一般来说，都是皇帝去世后，新皇帝才会继位，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出现“太上皇”。也因此，一个朝代出现了“太上皇”，基本上都是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下出现的。不管这个“太上皇”是皇帝主动让位出来的，还是被逼的，总之都是非正常的状态。

　　那么，当一个皇帝成为“太上皇”后，他的日子一般都是怎样的呢?

　　遭猜忌

　　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君。不管这个“太上皇”是主动让位的，还是被逼让位的，他都必然会被猜忌，会被新皇帝猜忌。

　　历史上除了刘邦的爹外，其他“太上皇”，都是曾当过皇帝的。毕竟曾经是皇帝，曾经是君临天下说一不二的人物。所以，其权力影响的余波，肯定是存在的。

　　如果这个“太上皇”是主动让位的，比如宋高宗、乾隆这样的，新皇帝肯定担心，皇位说不定又会被收回去。如果是被逼让位的，比如李渊、李隆基之类的，他们又会担心，“太上皇”会利用自己尚存的影响，搞复辟。

　　毕竟“太上皇”曾经是皇帝，曾经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所以，新皇帝猜忌他，也是很正常的。

　　被防范

　　当新皇帝猜忌“太上皇”的时候，他必然对“太上皇”防范森严。

　　“太上皇”住的地方，必须不能是很显眼的。“太上皇”的身边，必须派侍卫严密盯防。“太上皇”的人际交往，必须被严格限制。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决不能明目张胆地做。表面上，还得把最孝道的模样放在首位。必须要做到早请示晚汇报，给天下人做表率，让天下人看看，皇帝对“太上皇”有多么的孝道。

　　历史上的宋孝宗，之所以庙号是“孝”，就是因为他对宋高宗早请示晚汇报做得好。像他这种庙号的皇帝，历史上是并不多的。

　　受疏离

　　无论是“太上皇”主动让位给新皇帝，还是被逼迫退位的。大臣们都绝对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太上皇”，那样做，肯定是会惹得新皇帝不高兴。新皇帝一旦不高兴，其后果是很严重的。

　　乾隆皇帝死后，还不到十天，嘉庆皇帝就把和珅逮来杀了。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嘉庆想得到和珅的银子。不过我认为，想获得银子的想法，并不是主要的。那时候的嘉庆并不是特别缺钱。嘉庆缺钱，是他在台上的时候，镇压过白莲教起义等农民运动，才把国库给打空了。嘉庆一定要杀掉和珅，就是看不惯和珅一直巴结乾隆，一直和乾隆的关系很近。

　　因为被大臣们疏离，“太上皇”的心情，肯定很不爽，很郁闷。

　　很失落

　　现在的一些官员，当他们退休以后，他们心里都很失落。何况是古代的“太上皇”，其失落的心情，一定是很强烈的。

　　就算是一些主动退位的，如果新皇帝不听他的时候，他都有很失落的心情。比如宋高宗，就曾对宋孝宗北伐，多次表达过不满。而假设太上皇是被逼退位的，其失落的心情，则尤其强烈。白居易写《长恨歌》，所要表达的，就是唐明皇的那种失落和无奈。

　　因为失落。除了宋高宗这种极个别的外，大多数“太上皇”，都不会活太长时间，常常在郁闷中就去世了。

　　人常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似乎成为了帝王对待功臣的常态，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却很容易发现一个极为有意思的巧合，出身越低的皇帝对功臣越狠，例如刘邦、朱元璋；而出身越高的皇帝反而对功臣大多宽容，例如李渊、赵匡胤，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出身高低决定了功臣身份落差

　　对于布衣天子来说，由于他们出身较低，因此在打江山时与文臣武将，尤其是嫡系亲信，更多是一种称兄道弟的关系。而出身较高的天子，却在起兵之时便已经建立了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君臣身份早已明确。

　　出身较低的皇帝，在打天下时笼络文臣武将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情义，然而一旦他们荣登帝位，曾经的“兄弟”情义便迅速宣告破裂，剩下的便只有“君臣”这一层关系。

　　然而，曾经出则同马、入则同塌的“好兄弟”，突然变成有着明确界限的君臣，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却见面就要跪拜，对于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此外，正式由于这种曾经的“兄弟”关系，很容易让功臣滋生出居功自傲的情绪。

　　与之相对应的，出身较高的帝王便不存在这种情况，他们的出身决定了在起兵之日起，便已经明确了上下级关系，建立起了上下尊卑的制度，这种天然的关系，使得功臣很容易适应之后的君臣关系和身份。

　　原因之二：帝王出身高低决定了功臣出身

　　这同样是个共性问题，由于古代阶层固化极为严重，因此出身越低的帝王，他的功臣群体出身也普遍偏低，这便是大家常说的，例如刘邦和朱元璋的功臣之中，便有相当一部分人来源于曾经的同乡、好友、亲戚。

　　正是由于出身较低的缘故，这些人对于官场之事本就不太懂，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将会显得极度生疏，而一旦君臣名分已定，如果还以之前的“兄弟”之情来处理君臣之事，便极容易碰触到皇帝的逆鳞，为自己惹下杀身之祸。

　　同样由于出身较低的缘故，这些功臣在打江山时的确能够忍受常人难以忍受之苦，勇猛无畏、悍不畏死，然而在功成名就之日，在突然获得高官厚禄之时，却同样有相当部分的功臣会就此变得骄奢淫逸，这种情况下便难以避免的会触碰到律法。而即使再念旧情的君王，对于功臣为非作歹会容忍一时，也不会容忍一世。

　　而对于出身较高的帝王，在长期上下尊卑观念的影响下，臣子本就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因此即使在功成名就之日，也很少有人会因此犯禁。这里有个典型，那便是李世民麾下的尉迟敬德，也曾屡屡犯禁，直到被李世民教训一顿之后这才收敛。

　　原因之三：出身高低决定了自信心强弱

　　这是一种极为奇怪但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现象，即使是现代也仍然存在，那便是出身越低的成功者，往往在成功之后对于权威和尊严看的更重，似乎生怕他人因为出身而看轻自己。而出身较高的帝王却不存在这种情况，毕竟曾经的显赫身份摆在那里。

　　出身较低的帝王之所以会对尊严和权威看的极重，很大程度源于自信心的不足，即使是从不避讳曾经要饭，也拒绝了大臣为自己攀附显赫宗祖的朱元璋，也对君臣大义看的极重，就更不要说那些一旦功成即使造假，也要为自己找个显赫先祖的人了。

　　然而，对于出身较低的帝王来说，却存在一个极为尴尬的问题，那便是由于曾经的关系过于亲密，他们的很多私事都无法瞒过那些功臣，而这些事情却很容易成为身为帝王的逆鳞。若是有功臣仗着曾经的关系，拿着个作为资本炫耀，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同样的，出身较高的帝王却不存在这种问题，即使是在艰苦的创业阶段，身份上的差距也使得他们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的隐私，再加上长期作为上位者养成的自信心，他们对于尊严和权威反而看的没有那么重要。

　　原因之四：出身高低决定了有无杀功臣必要

　　对于帝王来说，什么最为重要？自然是江山的稳固和皇位的传承。

　　古代皇权社会，尤其是在皇权尚未高度集中的明清以前，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往往需要借助宗族势力，而出身较低的帝王，宗族势力显然要弱的多。

　　如果帝王的出身较低，自然也就导致宗族势力较弱，亦或者宗族人员水平普遍较低，很难起到维护皇权统治，成为皇位屏障的作用。

　　例如刘邦，异姓诸侯王韩王信叛乱之后，刘邦便曾分封兄长刘仲为代王，结果这位仁兄在匈奴南侵时，直接便弃国逃亡了。再如朱元璋，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曾大肆分封自己儿子为实权藩王，其实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由于出身较低的帝王宗族势力普遍偏弱的缘故，相对应的便显得功臣集团的势力太过庞大，作为帝王自然难以安心，为了江山的稳固、皇位的传承，这时候皇帝便难免会狠心削弱功臣集团的势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朱元璋。

　　出身较高的帝王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的宗族势力不仅普遍较大，且学识能力普遍较高，因而能够很好的起到屏障作用。但也有因此将自己玩死的，例如曹魏的曹丕，由于宗族势力过大，他称帝后对宗族进行严格限制，结果导致这种屏障作用消失，最后被司马氏篡了江山。又如西晋司马炎，称帝之后为削弱地方势力而增强宗族势力，结果酿成了“八王之乱”。

　　如上所述，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帝王屠杀功臣血淋淋的事实，却很少能够看到他们背后的无奈，帝王出身的高低不仅决定了帝王的心态，而且决定了功臣集团结构和朝廷势力的平衡等各方面，而功臣被杀也并非是一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所能简单解释的。

　　锦衣卫是明朝最恐怖的特务权力机构，上面没有任何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赋予锦衣卫逮捕权，可以不经过批文就直接逮捕官员，甚至皇亲国戚，就连审判过程也可以私下进行。

　　虽然权力重大，但也意味着要干最累的活儿，承担最重大的责任。

　　作为没有权力制约的机构，难免办了糊涂事引发众怒，这时锦衣卫头子就要被牵出来溜溜，杀头算轻了，有时候还会被牵连九族。

　　比如锦衣卫特使毛骧，帮着朱元璋摆平了胡惟庸案，牵连甚广，杀人无数，最后引发众怒，朱元璋下不来台，只好把毛骧杀了，来平息大臣们的怒火；再比如纪纲，仗着朱棣宠爱，想一手遮天，滥杀无辜，最后也被朱棣凌迟处死。

　　所以，锦衣卫头子不是很好当的，历史上的锦衣卫头子几乎都逃不掉死亡的命运。

　　今天要说的锦衣卫，就是马顺。他死的方式很特殊，别人都是因为刑罚处死，他是被大臣们在公堂之上活活揍死的，这也算是千古第一例了。

　　这事还得从他的上司王振说起。

　　1449年，蒙古侵犯明朝，王振出了个馊主意，怂恿皇帝御驾亲征，结果被蒙军打了个狗血淋头，皇帝还被俘虏了。王振在军中，被大将军一榔头锤上了西天。

　　消息传回了国都，大臣们在公堂之上吵的不可开交。皇帝被抓了，王振首先得背锅，虽然被锤死了，但死还不能抵消罪行，大臣们建议满门抄斩。但这时，身为王振部下的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居然为王振说好话，顿时引发了众怒。

　　大臣们一想到马顺这个兔崽子，还是王振一手提拔上来的得力干将，闷声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居然还为主子说话，气不打一处来。其中户部管事一把就上前薅住马顺头发，用朝牌几棒子就给敲出个脑瓜蹦，大臣们接着上前群殴打死。

　　作为锦衣卫头头的马顺拥有一身的好武艺，却被一群文人用老拳、王八拳，当着皇帝老儿的面活活揍死，简直太窝囊了。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皇帝于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元年。

　　也就是说，在皇位上稳稳坐了六十年之久，当时依然稳固掌握皇权的乾隆皇帝，准备应践阼之初“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的默祷，主动禅位让贤了。

　　对于乾隆皇帝的决定，包括皇十五子颙琰在内的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们自然无法理解也不敢承旨。次日，以礼亲王永恩为首，联合诸王公贝勒、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奏请乾隆皇帝收回成命的奏折上呈到了乾隆皇帝的面前，奏请乾隆皇帝“俯顺群情，即赐俞旨”。

　　王公大臣们对于乾隆皇帝的奏请，并非出于传统意义上的客气，而是发自内心的要求。

　　毕竟，当时的乾隆皇帝虽然年岁已高，但依然“精神纯固”，依然牢固掌握着大清皇权。乾隆皇帝尚在人世的时候，选择禅位，虽是“等同尧舜”的先贤所为，但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引发极有可能发生之太上皇权和皇权之间的争斗，对于清王朝而言绝对是致命打击。

　　但是，面对王公大臣言辞恳切的奏请，面前“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的民心所向，乾隆皇帝毅然予以回应：朕志先定，难以勉顺群情。

　　乾隆皇帝壮年继位，虽然在雍正皇帝的用心安排下，未经血腥之皇位争夺的残酷洗礼，但自努尔哈赤到雍正皇帝在位期间的屡次皇权争夺带来的手足相残甚至是父子相残，为何没让其引起足够警醒？或者，他为何不担心主动禅位以后，只得皇位却未得皇权的嘉庆皇帝会将其干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继位呢?

　　其实，对于这一点，乾隆皇帝有着足够的自信，这份自信来自于三个方面。

　　1、乾隆帝对朝廷军权，绝对掌握

　　对于清朝皇权而言，“枪杆子里出政权”绝对是一句至理名言。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单是对内戡乱伐暴;对外抵御外侮，绥靖边圉的大型战争就发动了13次之多。乾隆皇帝认为“非师旅征伐，则梗我王化者无以伏惩创，不敢抗干”，认为战争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边疆领土完整非常必要。

　　按照现今的审视眼光来看，乾隆皇帝无疑是一个战争贩子，一个用战争完美维护、巩固皇权的权力艺术家。

　　也正是在这种绝非寻常帝王能及的军事思想支配下，乾隆皇帝对于清朝军队的掌握和掌控能力，远超清朝其他帝王。

　　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和琳、阿桂等久经战场的悍将对乾隆皇帝的绝对维护，足以确保其皇权的绝对稳固。相比之下，刚刚被明确皇储身份的皇十五子颙琰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哪怕是北京城垣之内的武装力量，也尽数掌握在乾隆皇帝的手中，嘉庆皇帝又该怎么干掉他老子？

　　2、乾隆帝对朝政大权，绝对掌握

　　乾隆朝晚期，朝堂基本被四大党派势力把持，分别为以阿桂为首的武官派、以刘墉为首的中庸派、以钱沣为首的御史派和以和珅为首的贪官派。

　　钱沣病逝于乾隆六十年，刘墉在嘉庆朝虽得重用，但当时仍然是乾隆皇帝手下忠心耿耿的臣子；和珅和阿桂，更是乾隆皇帝一手扶持、一手提拔的国之柱臣，对乾隆皇帝的拥护和支持，更是不用怀疑。

　　此时，虽然已经35岁的嘉庆皇帝在“秘密立储”制度的制约下，身边并未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诸如他的师傅朱珪等此时尚在两广总督任上，鞭长莫及。

　　所以，对于朝政大权的绝对掌握，也能充分保证乾隆太上皇的绝对安全。

　　3、乾隆帝禅位谕旨中的明确说明

　　乾隆六十年九月，在乾隆皇帝宣布禅位决定的同时，还专门明确了“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的大政纲领。

　　就连嘉庆皇帝虽然名义上负责的“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寻常事件”，也必须在批阅后，“奏知朕办理”。乾隆太上皇，对于嘉庆皇帝的定位乃系“为朕分劳”，而非执掌天下的国之君主。

　　对于乾隆太上皇的要求，嘉庆皇帝自然不敢违拗，毕竟手里没兵、没权，只能“伏愿我皇父御极延禧，躬揽庶政”，只能“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

　　在这份谕旨中，乾隆皇帝还专门明确了“皇太子每十日、率皇子、皇孙、恭请圣安一次”的日常工作要求，这项要求一直延续到乾隆太上皇驾崩。

　　这就足以证明嘉庆皇帝在乾隆太上皇心中乃至在朝廷之上的地位。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选择主动禅位，也只是让出皇位并非皇权，更没有将军权交付，这场主动禅位只是乾隆皇帝用以推卸国之衰败、朝堂党派之争乃至反清活动迭起的无奈之举，并非即位之初的心中默祷，也绝非“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

　　乾隆皇帝真正交付给皇十五子颙琰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名号，毫无实权。至于性命威胁，更是毫无可能。

　　《至尊红颜》这部电视剧很受好评，其中男主李君羡是一个有才又有情的人，事实上，李君羡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一位很出名的将领，但最后由于流行的传言被皇帝处决了，并且一定程度上是武则天导致的，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李君羡出生于隋朝年间，与影视剧不同的是，他并不是李建成的后人，真实的他与李建成的年龄差不多。

　　隋朝末年，天下动荡不安，各路有野心的人都想趁这个时候展现自己的本领，那个时候李君羡一直在李密身边效力。后来李密败于王世充之手，李君羡也随之纳入了王世充的军营，然而王世充并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人，他容不下真正有本领的人，李君羡只好离开。

　　他听闻李世民是个善于用人之人，便来到了李世民这里，希望能找寻一个贤明的君主。

　　李世民很欣赏他的才能，李君羡勇敢地战斗，经常自己一人冲进敌营，多次杀退敌人，也因为在战场上的拼命厮杀，让他在军中有了不小的名气。后来有一次，在和李世民一起平叛的过程中，李君羡立下不小功劳，因而谋得了一个将军的位子。

　　此后，李君羡一直在李世民身边效力，包括在与窦建德等人作战时，他一直参与其中，可以说是唐朝的老将了。

　　然而，任何事情的发展不会一直顺利的，李世民刚当上皇帝时，周围有很多国家并不服气，唐朝随时面临被进攻的危险，在唐代境内的北突厥部队，如进入没有人把守的地方一样，大肆攻击，突厥是个战斗部落，很快就攻打到了都城附近，造成一片恐慌。

　　李君羡在这场危难中，与尉迟将军和突厥在魏桥附近作战，勇敢的态势阻止了突厥军队。这时都城内只有几万军队，但敌人是20万的兵力严守，李世民想出了组队的方式，引诱突厥领导人联盟。突厥领导人看到李君羡，尉迟将军率领的唐军如此勇敢，怕增加军队的伤亡落得两面都惨败的局面，于是同意了联盟，然后退役。

　　按理来说，李君羡会成为战功累累的将军，然后有幸福的一生，出乎意料的是他实际上最后因为没有来由的谣言丢掉了性命。

　　唐朝年间，百姓间有种说法，女王会摧毁唐朝，控制世界，宫殿中的看象师也告诉君主，这个女王的传言是真的。皇帝非常害怕这个传言是真实的，正好有一天举办宴会时，不经意间讲到小名的故事，李君羡便说自己的乳名是五娘子，此时的皇帝已经被传言吓得很严重了，一丝一毫有可能威胁到唐代江山的可能他都不会放过，因此听到这里，他固执地认为李君羡就是传言里的人。

　　此后，李世民怀疑李的军事力量，就不再让他担任武官，甚至于李君羡与庙宇之人走的近一些，他都会想出很多可能性来，最后夜夜担心乃至于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便找了个借口把李君羡处决了。

　　几十年后，唐朝才真正出现了一位女君主，这个人就是武则天，要论起这二人，武则天与李君羡毫无关系，但武则天在得知李君羡的故事后，还特意为他解释。

　　自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历代以来皆有多多少少的叛乱或起义，抛开他们的出发点是否正义不谈，除了一些无名小卒发动的小规模叛乱之外，大都叛乱或起义会让当权者头疼不已，甚至成功推翻当时的政权，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度。

　　然而，在汉末三国时期，有一位名将谋略过人，有小张良之称，又手握20万重兵，可他起兵造反仅三天就失败了。这个人是谁呢？

　　公元263年，司马昭为了积累战功，提出了灭蜀的计划，当时朝堂之上，一片反对之声，连长期与蜀汉打交道的邓艾都不支持此举。

　　这个时候，身为司马昭亲信的钟会，看透了司马昭所图，于是大力支持。司马昭也等他不薄，任命他为镇西将军，让他统领中路大路，先取汉中，再取成都，并让邓艾缠住姜维，给他创造施展的空间。

　　为了保险起见，司马昭还另派诸葛绪做策应，一旦发现姜维甩掉邓艾，就及时进行阻拦。只不过战场上的情势瞬息万变，聪慧如司马昭也不能完全预料，钟会还是对上了姜维，两人相持在剑阁。

　　此时邓艾随机应变，从阴平进军，直逼成都城下，迫得刘禅投降，率先完成了灭蜀的功劳。这个时候钟会不干了，他抓住邓艾私自任命蜀地官员，并授予刘禅官职一事，向司马昭举报邓艾有反叛的嫌疑，导致邓艾被囚车押回洛阳。

　　而在此之前，诸葛绪则被他以畏敌不前之名告发，也被押解了回去。因此，这时的蜀地，他一人独大，灭蜀的功劳也落到了他一人头上。可是手下兵多将广的他，却不甘受他人封赏了，于是起了反叛之心。

　　能够被司马昭任命为镇西将军，他还是有一定的军事谋略的。他制定的计划是，让姜维作先锋率领蜀军出兵斜谷，自己率主力大军紧随其后，一鼓作气攻占长安。然后步兵和骑兵分为水陆两路行军，同时攻打洛阳，从而一统天下。

　　据《三国志·钟会传》记载：“（钟会）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

　　然而他的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司马昭就来信了，言说已派人进入了斜谷，自己也即将前来与他会合。钟会不傻，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司马昭已知他有反叛之心，并欲料到了他的进军路线。于是他立马进行了调整，打算退回成都，割据巴蜀，徐徐图之。

　　这个计划虽然不能一下子就成就大业，但是看起来也没什么大毛病。可是现实却再次狠狠的打了他一巴掌。

　　他回到蜀地之后，囚禁了魏国随军出征的官员，假托有太后遗诏，要讨伐司马昭。结果这一囚禁就出事了，能够随军出征之人，必然是有亲兵的，这些人的亲兵联合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而他正是死于这些亲兵之手。

　　钟会从十六日进入成都，十八日被杀身死，前后仅仅三天。也就是说钟会反叛一事还没正式开始，就宣告失败了。

　　哪怕一心跟着他的姜维，目的更是为了蜀国，而非钟会。可见钟会的败亡，早在暴露意图的那一刻已经注定。

　　钟会没有司马懿的谋略和胆识，想着控制一些“大将”，便可控制全军，哪知道他本身的指挥权来自司马昭，大军中绝大多数军官，皆受命于司马昭，他凭什么反，又靠什么反？

　　自古帝王多无情，凡称帝者，皆不凡之辈，于群狼环伺之中脱颖而出，这注定他们不会和人心照神教，性格都是手段凶狠，不计情谊之辈。

　　比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艰难时期和兄弟食同灶，寝同床，推翻前朝统治之后，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也为了给子孙留下安稳的江山，不念以往将跟随自己白手起家的兄弟几乎杀尽，然而有一人却得了善终，他就是有魏征，孔明之才的刘伯温。

　　刘伯温自幼就智力远超常人，他在朱元璋南下的时候受到赏识后辅助朱元璋，拯救朱元璋与危急之中，平定其他势力时积极进

　　言，在北伐之中屡献奇策，就是这样一位堪比诸葛亮的智星是如何在朱元璋疯狂屠杀开国功臣中保全自己的呢？

　　这就和马皇后有很大的关系，她聪慧仁义，对于朱元璋杀戮名将，他总是加以阻拦，婉言劝导，对于这些有功之臣常有维护，刘伯温就是受到皇后的指点才得以离开是非之地。

　　她赏赐给刘伯温三个水果两颗枣子和一颗梨，刘伯温机智过人，自然是明白了。

　　其中的含义，感激过后就匆忙回家告知家眷收拾行李，为离开做准备，毫不停留的写好奏折进宫向皇帝请辞，说自己年纪已大

　　不堪再为国分忧，希望可以准许自己告老还乡，说的是情真意切，朱元璋此时对刘伯温还未起杀心，自然是不愿他离去，但刘伯温坚决推辞表明离意，朱元璋只好答应，刘伯温如蒙大赦不做丝毫停留，扬长而去。

　　有人好奇为何皇后送他水果后就辞官还乡呢。有什么含义吗？原来皇后是顾及往日的情谊，害怕这位他日后有所不测，皇后提前有所警示，两个枣子，一颗梨，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早早离开，其他人也曾受到过具有相同含义的礼物，可是他们并未领会。

　　而刘伯温聪明绝顶看懂其中的含义，接受皇后的好意早早离开，远离正在酝酿的政治漩涡，逃脱了皇帝的魔爪，才避免自己的杀身之祸。

　　郭况，真定槀（今属河北石家庄藁城区）人，生于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一任皇后郭圣通的弟弟，家世显赫，父亲郭昌是河北富豪，母亲刘氏是汉景帝七世孙真定恭王刘普的女儿。

　　郭况为人低调，行事小心谨慎，颇为光武帝赏识，建武元年（25年），光武帝任命郭况为黄门侍郎。

　　建武二年(26年)，郭贵人被册封为皇后，长子刘疆为皇太子，郭况跟着姐姐、外甥借光，受封为绵蛮侯。

　　郭况因为是皇亲国戚，一时间宾客盈门，郭况谦恭待人，赢得时人的赞誉。

　　建武十四年（38年），郭况升任城门校尉。不久，郭皇后因为失宠，心怀怨恨。

　　建武十七年（41年0，光武帝废郭圣通为中山王太后，改封次子刘辅为中山王。

　　郭圣通被废，郭氏家族并没有受到牵连，郭况举家迁至外甥的中山国，改封为阳安侯，堂兄郭竟因功受封新郪侯，任职东海相，郭竟的弟弟郭匡受封发干侯，任职太中大夫。

　　郭圣通的叔叔郭梁无子，死后其女婿陈茂也被封侯。

　　建武二十年（44年），太子刘疆被废为东海王，中山王刘辅迁徙沛地，改封沛王，郭圣通改封沛太后，郭况回到京城，迁任大鸿胪。

　　光武帝多次去郭况家中，和公卿诸侯等聚在一起宴饮，赏赐给他丰厚的金帛宝物。郭况家本来就是富豪，再加上皇帝不断的赏赐，堪称日进斗金，富可敌国。

　　当时的郭府号称“金穴”，“郭家金穴”、“郭穴”、“郭况穴”后来成了富贵人家的代名词。

　　建武二十八年（52年），郭圣通病逝，光武帝怜悯郭氏一族，诏命郭况之子郭璜迎娶了皇四女淯阳公主刘礼刘。郭况又多了一个身份——皇帝的亲家。

　　光武帝去世，太子刘庄即位，是为汉明帝。

　　汉明帝对待郭况如同自己的亲舅舅阴识、阴就等人一样，“每事必均”，升迁赏赐不断。

　　郭家究竟多富有？《拾遗录》记载：郭况家“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很多生活用的器皿都是以黄金打制的，郭家整天传出“铸冶之声”，人们戏称“郭氏之室，不雨而雷”——郭家的宅院，光打雷不下雨，形容锻打器物声势浩大的场景。

　　郭府宅院、内有高阁，上面安放衡石，用以称量金银等财物的重量，下面有个地下室，号称“藏金窟”，有一排披坚执锐的武士昼夜守卫。

　　郭家的台榭、梁栋以“杂宝”装饰，其中的明珠“光彩射目，昼视如星，夜望如月。”

　　郭家受宠的仆人吃饭以“玉器盛食”，因此郭家号称“琼厨金窟”，京城诸多富豪和郭家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

　　郭况“小心畏慎”，虽然富贵至极，却从不张扬，一家人躲在府中享受着奢靡的生活，对外面的政事闲事儿不闻不问。

　　永平二年（59年），享尽了人间富贵荣华的郭况病逝，时年五十岁。俗话说富不过三代，郭况去世二十多年后，郭家的好运离家出走，背运接踵而来。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郭况之子郭璜任职长乐少府，孙子郭举任职侍中，兼射声校尉。

　　永元四年（92年），大将军窦宪密谋反叛，汉和帝设计将窦宪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郭举是窦宪的女婿，郭璜、郭举父子也参与了谋反，被逮捕后诛杀，家人被流放合浦（今属广西合浦），郭氏家族做官者均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