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州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幽州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幽州是现在的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东北地区。幽州原是河北平原北端陆路交通的枢纽。隋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涿郡；七年，隋炀帝杨广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江都区）经黄河入永济渠，至涿郡。
幽州，古代行政区划，以幽州突骑闻名古史。故址在今山西垣曲县古城镇西南。案《禹贡》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东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言北方太阴，故以幽冥为号。古九州及汉十三刺史部之一；隋唐时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幽州是古九州及汉十三刺史部之一；隋唐时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范围是现在的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
隋唐时，幽州东夷都护府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隋炀帝在涿郡筑临朔宫作为行宫，大业七年后三次用兵高句丽，都以涿郡为基地，集结兵马、军器、粮储。
唐贞观十八年（644年）出兵高句丽，分水陆两路，陆路也以幽州东夷都护府为后方大本营。
唐代东夷都护府发生营州之乱后，东北诸族势力强盛，先天二年（713年）置幽州节度使于此，以控制奚、契丹等族。
天宝元年改为范阳节度使，兵力九万余人，约占全国十节度使兵力的五分之一。
天宝末，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治柳城郡，今辽宁朝阳）、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一带）三节度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即以范阳为根据地，发兵反唐，掀起“安史之乱”。
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自立为燕帝，以范阳为燕京。广德元年（763）改范阳节度使为幽州节度使，史朝义部下李怀仙降，唐即授为幽州节度使；时平卢已没于北族，惟存平州（今河北卢龙），平州城内驻有卢龙军，幽州节度使遂兼领卢龙节度使。此后或称幽州，或称幽州卢龙，或只称卢龙。幽州为安史乱后长期不奉朝命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之一。直至五代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十二月为晋王李存勗所灭，割据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天福元年（936年），后晋石敬瑭以幽蓟十六州割让契丹，次年契丹以幽州为南京。
幽州原是河北平原北端陆路交通的枢纽。隋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涿郡；七年，隋炀帝杨广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江都区）经黄河入永济渠，至涿郡；同年，又动用江淮以南民夫、船只运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南）、洛口（在今河南巩县东北）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由于永济渠的凿通，运河的终点涿郡又成为北方水陆交通的中心。
京口是现在的哪个城市
京口是现在的哪个城市
江苏省镇江市
京口是江苏省镇江市城区的名字，它因“城市山林、大江风貌”而闻名，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称。同时它也是连接着苏南和苏北的重要地带。它是1983年时镇江市划分城区、郊区时的产物，在那一年十二月城区的名字就被命名为京口区了。
京口区隶属江苏省镇江市，位于长江下游南岸，镇江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连接苏南、苏北物资流通和经济协作的枢纽地带。京口区曾是中国古代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总面积126平方公里，拥有三山风景区（金山、焦山、北固山）、茅山风景区和宝华山风景区等知名旅游景点，曾入选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第82名等。
京口是镇江古称，西周时属宜的封地，“宜”是吴和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春秋时京口时属朱方邑，后朱方改谷阳。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途经京岘山见有王者气，命三千赭衣徒凿断龙脉，以败王气，故改命丹徒县。
京岘山西北有雄伟的北固山，那个时代它的后峰伸入江中，北固山的后峰、中峰、前峰起伏连绵，前峰环抱着开阔高平地块，古人把前峰一带称之为京，取义为《尔雅》的“丘绝高曰京”，口指北固山下的江口。东汉末年，孙权称霸江东，于公元209年将苏州的根据地迁至京口，在北固山前峰筑铁瓮城，号称“京”通称京口。
京口区位于东经119°28′，北纬32°13′。东近京岘山，南依南郊诸山，西望五洲山，北临长江。京杭大运河穿越城区腹部，面积23.4平方公里。东接镇江新区，南和丹徒区为邻，西与润州区隔古运河相望，北接扬州市邗江区。
京口区处宁镇山脉东段，属宁镇扬丘陵地区和长江冲击平原区，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中间及沿江地带地势平坦、岗坡丘陵穿插其间。除新民洲为主江中沙洲外，其他基本上形成丘陵岗坡地为主的地形特征沿江低地近代由长江泥沙淤积而成。
楚国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楚国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楚国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贵州、广东部分地方。楚国国都在今天的荆州，后迫于秦，迁陈和寿春。楚国起初地域辽阔，历史源远流长达八百年之久。
楚国，又称荆、荆楚，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楚国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贵州、广东部分地方。楚国国都在今天的荆州，后迫于秦，迁陈和寿春。楚国起初地域辽阔，历史源远流长达八百年之久。
扩展资料: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楚国在周文、武之世开始崛起，奄有江汉，史称“大启群蛮”。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庄王时，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臣，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
进入战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对后世的影响有哪些？
《史记》的文学成就史记对后世的影响有哪些？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文化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小说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川剧汉剧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传记文学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腊八粥的故事介绍 腊八粥的习俗来历与变化
腊八粥的故事介绍腊八粥的习俗来历与变化
腊八粥的故事，腊八粥的来历，腊八粥的变化,腊八粥传自哪里：夏历十二月初八，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地区民间流传着吃“腊八粥”（有的地方是“腊八饭”）的风俗。在河南，腊八粥又称“大家饭”，是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种节日食俗。据说当年岳家军讨伐金虏在朱仙镇节节胜利，却被朝廷的十二道金牌追逼回来，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这天正好是腊月初八。随后岳飞遇害风波亭，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民众每逢腊八这天，家家都吃“大家饭”，以示怀念。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腊八粥》：“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腊八粥和腊八饭一样，是古代蜡祭的遗存。《祀记·郊特牲》说蜡祭是“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腊八粥以八方食物合在一块，和米共煮一锅，是合聚万物、调和千灵之意。腊八粥又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美食文化结合，称为养生佳品。还有一种说法：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菩萨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
腊八粥在古时是用红小豆、糯米煮成，后来材料逐渐增多。南宋人周密著《武林旧事》说：“用胡桃、松子、乳蕈、柿蕈、柿栗之类做粥，谓之‘腊八粥’”。至今我国江南、东北、西北广大地区人民仍保留着吃腊八粥的习俗。所用材料各有不同，多用糯米、红豆、枣子、栗子、花生、白果、莲子百合等煮成甜粥。也有加入桂圆、龙眼肉、蜜饯等同煮的。冬季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既可口有营养，确实能增福增寿。
腊月最重大的节日，是十二月初八，古代称为“腊日”，俗称“腊八节”。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
腊八这一天有了吃腊八粥的习俗，腊八粥也叫“七宝五味粥”。我国喝腊八粥的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最早开始于宋代。每逢腊八这一天，不论是朝廷、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到了清朝，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在宫廷，皇帝、皇后、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果等供僧侣食用。在民间，家家户户也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同时，合家团聚在一起食用，馈赠亲朋好友。
中国各地腊八粥的花样，争奇竞巧，品种繁多。其中以北平的最为讲究，搀在白米中的物品较多，如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松仁、桂圆、榛子、葡萄、白果、菱角、青丝、玫瑰、红豆、花生……总计不下二十种。人们在腊月初七的晚上，就开始忙碌起来，洗米、泡果、拨皮、去核、精拣然后在半夜时分开始煮，再用微火炖，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腊八粥才算熬好了。
更为讲究的人家，还要先将果子雕刻成人形、动物、花样，再放在锅中煮。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在腊八粥中放上“果狮”。果狮是用几种果子做成的狮形物，用剔去枣核烤干的脆枣作为狮身，半个核桃仁作为狮头，桃仁作为狮脚，甜杏仁用来作狮子尾巴。然后用糖粘在一起，放在粥碗里，活象一头小狮子。如果碗较大，可以摆上双狮或是四头小狮子。更讲究的，就是用枣泥、豆沙、山药、山楂糕等具备各种颜色的食物，捏成八仙人、老寿星、罗汉像。这种装饰的腊八粥，只有在以前的大寺庙的供桌上才可以见到。
腊八粥熬好之后，要先敬佛祭祖。之后要赠送亲友，一定要在中午之前送出去。最后才是全家人食用。吃剩的腊八粥，保存着吃了几天还有剩下来的，却是好兆头，取其“年年有余”的意义。如果把粥送给穷苦的人吃，那更是为自己积德。腊八这一天，除了祭祖敬佛外，还有悼念亡人、寄托哀思之意。
《史记》的传播 史记在汉唐宋元朝时期的流传
《史记》的传播史记在汉唐宋元朝时期的流传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简介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忍辱完成了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职尽责。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中国和印度陶艺的区别
中国和印度陶艺的区别
瓷器为中国发明。
中国传统瓷器以景德镇为典型，景德镇瓷器其瓷胎以瓷石、高岭土为基本配方，为绢云母质瓷；其瓷釉为仅含少量长石的钙釉。清朝时的烧成温度为1300度左右（1300±20°C），瓷胎与瓷釉同时烧成，即胎的烧成温度与釉的烧成温度均为1300度。
传统中国瓷器的釉属于难溶釉、高温釉，不含铅。釉面研磨硬度高，不易被金属与瓷器划伤。
传统中国瓷器没有硬质瓷与软质瓷的概念。
印度瓷器的瓷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含有高岭、长石和硅石的配方内，高岭含量比例高的硬质瓷；另一种是，高岭含量非常少，或者不含高岭的软质瓷，主要配料是石英。印度瓷器的这两种形式，也是在不同的温度中烧成的，划分的界线是1350°C。大多数硬质瓷是在1380到1460°C温度内烧成的，软质瓷是在1100到1350°C温度中烧成的。
古人是怎么过七夕节的？七夕能不能嫁娶？
古人是怎么过七夕节的？七夕能不能嫁娶？
有关牛郎织女的神话，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大东》。《诗经》里的牵牛、织女大体还只是天上的星座，又说他们从事着驾车、织布的劳作，有了初步拟人特征。
到了汉代，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原型：牛郎织女私自相爱，忤逆神旨而双双受罚，隔河相望不能聚首。因此，从汉代开始，七夕节有了凄婉的情感底色。
有意思的是，古代七夕节又称“首秋节”，初秋时节常能看到喜鹊成群飞过。善良而智慧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可怜牛郎织女这旷日持久的“异地恋”，便在民间流传的故事文本中，加入了“喜鹊搭桥”助两人相会的情节。
汉代女子们七夕节的主要祈愿对象便是“织女”神。据《西京杂记》描述，女子们在农历七月七日这一天，会上开襟楼，穿七孔针；临百子池，作于阗乐。加上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这一天女子所结的五色缕，有了“羁绊之爱”的意思。
盛唐宫廷乞巧楼上宫娥忙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那时候宫里有专门的“乞巧楼”，以锦缎铺设，高百尺，上可胜数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人们可以在楼上祭祀牵牛、织女双星。嫔妃们在月光下，以五色线穿九孔针，成功获得“乞巧”技能加持。
虽然唐代以肥为美，但灵巧的指上功夫依然是衡量女子才能的重要指标。全唐诗《宫词百首》中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嫔乞巧忙。总上穿针楼上去，竞看银汉洒琼浆”，描绘了宫廷女子在七夕夜乞巧、仰望银河的习俗。
宋元街市人如潮涌马如龙
宋元时期，七夕节乞巧已成为举国上下非常隆重的节日活动，还有了专门买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乞巧市”。节日庆典临近，集市上人如潮涌、车水马龙。
宋《醉翁谈录》载：“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集市摊位上卖的，除了标志性的七孔针、五色线，还有各种香烛、水果和零食。
清朝江浙闽心灵手巧从娃娃抓起
现在让我们来到“穿越”之旅的最后一站，清朝乾隆时期。此时江、浙、闽一带七夕生活习俗，在国外也有了一定影响力。据日本文献《清俗纪闻》载：“七月七日称为巧日，在露台放置桌子，以点心鲜果七种、针七根、线七条向牵牛织女二星上供。幼女等于夜半拜星，并用线穿入上供之针，称为穿针乞巧。”
此时幼女加入了乞巧行列，并且在半夜专门设置乞巧仪式，果然是心灵手巧要从娃娃抓起。
过去民间谈婚论嫁，还要有意避开七夕：“七月七日，迎亲嫁女避节。”牛郎和织女一年才能见一次面，让这两个本来就苦哈哈，连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保障的人来保佑别人的婚姻，不太现实。
看来，说七夕是情人节，不如说是古代女人节更贴切。在古代中国，一年中大约只有七夕节的晚上，能在“户外”看到那么多未婚和新婚的女子。这些女子诚心乞求巧艺和智慧，当然，也祈求忠贞、美满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