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传》文言文及翻译是什么？

    译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

    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

    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兼掌谏院。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

    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

    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做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书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分啊。

    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别号醉翁，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

    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

    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

    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

    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而已。

    欧苏并称，这已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称谓，强予轩轾并无必要，杨伯子的抑苏扬欧疑有崇尚乡贤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杨也是江西庐陵人)；苏轼认为欧氏是天才，是千百年难得一现的天人，有人若以为可与他并肩甚或超过，那简直是狂妄与愚蠢，“非狂则愚”了，苏轼尊师的态度，终生未变。

    欧苏年龄相差正好三十岁，整整一“世”，是两代之人，各自承担并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文化使命。若要勉强相较，则从开创性而论，欧氏始终处于“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崇高地位，他于“宋学”“金石学”“诗话学”等方面均允称第一人，于宋代文学包括文、诗、词、赋，都是居于文坛前沿、引领风尚的伟大作家。

    苏轼则在文学的成熟性与艺术造诣上具有非凡的成绩，甚或超越乃师。然而他又是在欧氏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前行的。

    人们说：“名师出高徒”，也可以反过来说：“高徒出名师”，这在他们二人身上尤为适用。要之，北宋出现的欧、苏二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荣，他们先后辉映，融为一体，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我们写的这两部传记自然地成了同一系列的“姐妹篇”。

    这部《欧阳修传》在写作原则与方法上，一仍旧章，都依照《苏轼传》。我们仍坚持两个原则：即遵循“无一‘事’无来历”的“信史”宗旨，却不主张“无一‘字’无来历”。

    也就是说，既追求叙事的文献根据，而又允许作适度的想象和推演，此其一。同时注意传主的文学创作的介绍，采取类似“以译代注”的方式予以阐释，注意叙述的一气呵成的文脉，也把著者对文本的一份理解和体悟与读者交流。

    除了这两点相同外，在叙述风格、章节结构上也都没有太多变化。读者如有兴趣，不妨两传连读，不仅能读出欧、苏二人的同异，也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北宋社会、政治、文化面貌有更多的了解。当然，我们在写作欧传时，也对传记写作问题另有一些体会。

    形神兼备，以形传神，应是传记作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为欧阳修立传，也就是为他画像，应该包括外貌形象和内在特质。

    欧氏任扬州知州时曾请画家来嵩为梅尧臣画像。梅氏诗云：“广陵太守欧阳公，令尔(来嵩)画我憔悴容，便传仿佛在缣素，只欠劲直藏心胸”(《画真来嵩》)；同时来嵩也为欧氏画像，梅氏《观永叔画真》云：“良金美玉不可画，可画惟应色与形，除却坚明尽非宝，世人何得重丹青?”看来梅尧臣对肖像画评价不高。